《述治国平天下》

《述治国平天下》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己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上述治国平天下

_今本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己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见贤而不能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好人之所恶，恶之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谨按：今本列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中多错简，改正之处见宗圣注释。

《宗圣注释》

夫子以今本《大学》‘治平’一章，颇有错简，命先证正，可逐节审读之。

读首、次节至‘诗云乐只君子’节，此节应在后‘菑必逮夫身’下。读‘诗云节彼南山’节至‘殷之未丧师’节，此节下应接‘是故君子必忠信以得之’一节。其下接‘康诰’、‘楚书’、‘舅犯’各节。盖论为政之本，而明得失之源也。至今本‘先慎乎德’以下五节，应在‘诗云乐只’节下，‘生财有大道’节前。

读‘秦誓’节、‘唯仁人’节、‘见贤’节、‘好人之所恶’节，‘秦誓’节‘不啻若自其口出’，‘口’字系‘己’字。‘见贤’节‘命’字不错，读原音，盖谓‘命’为能好贤者。如《礼经》：‘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以自名为儒，其实妄也，故人以儒相诟病。’本节既能见贤，非不知贤否也，见贤而不能举，非不能亲贤也，但既知其贤，又从而举之，而独不能先于众人，使之在上，是徒有好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所谓‘自命为能好贤者也’，故曰‘命也’，意犹‘名’也。若后人读为‘慢’，其义甚强。且既举矣，亦非尽慢贤者。又有谓应作‘先命也’读。其义固通，然如‘远过也’句，则不可。盖‘过’，只是过失。以既见不善，是已能辨善不善矣。见其不善而能退之，是已知不善之害矣。惟退之不能远，犹不免于过失，必终有复进之虞也。故皆不当也。且此节与上下三节，皆言好恶之义，而重在以好恶为公，而收亲贤远佞、善善恶恶之效也。

此节即接前引‘诗云乐只君子’节，以结论为政好恶之道。此下即接前‘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节，及‘德者本也’、‘外本内末’、‘是故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各节，均在‘生财有大道’节上。自‘生财有大道’节起，以迄终节，今本无误。

《宗主孚圣附注》

宣圣命曾子将本章各节文义加以校证，因有数处错误，而后人勉强解释，有乖原意也。

《宣圣孔子讲义》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言天下之本在国，国治而以平天下，亦犹家齐而可以治国也。其本立故也。天下虽非一国，而人民同也。人同其生，同其性，则以吾性所适者，施之人皆适矣。以吾国所宜者，施之天下皆宜矣。虽习俗或殊，风土或异，教政或不一，而其欲以安其生顺其性，以使各得其所而无害，各厚其生乐其利而无所患，则皆同矣。

是同者其本，异者其末。推其道以立其本，广其用以齐其末。则虽蛮貊之邦、夷狄之国皆可教之化、令之从，而况文明之族、智慧之民者乎？故平天下之道，非有异于治国也。且一国治矣，与国化之。一国安矣，与国顺之。各治其国，各理其民，其政行而其教远。不治者亦来服，其德隆而其惠广。不化者亦来从，天下安有不治之国哉？天下无不治之国，是天下既平矣。岂必待武力之征服、智巧之攘取乎？故为道德者无以天下为私，而天下之民皆可教而化之、政而令之。而治国有余者，即足以平天下。天下之平，正在国之治也。

故王道不以天下异其国，不以平天下异其治国也。茍能推其治国之道以平天下，则天下之民必皆被其教而从其令。其所感之者，在德，不在力也。故我老老而民孝，我长长而民弟，孝弟本乎天性，有启之者，其应必矣。

‘不倍’，谓不背其上，不二其心之谓忠。上能恤及孤独，非孤独者自蒙深泽，是上以德感，下以德化，而民无离心矣。故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慎终追远，我尽在己，而其效则及于民。故君子平天下，不外推其德以化之。老老、长长、恤孤，皆己之德。孝弟、不倍，皆德之化于民。能如是，天下有不平者乎？

故《礼》曰：‘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国可安矣。’又曰：‘彼国安，天下皆安。’此之谓也。君子但尽其性之德，推而及民，在国则国治，在天下则天下平。此所谓‘絜矩之道’也。

絜矩者，至德为则，而民化之，如悬令国中，示其信也。人同化其德，如服其令而无不从。故王者致其德，霸者致其力。其感民不同，其欲民从一也。君子先忠恕，必自立其德，而不徒责人以从。故絜矩之道但尽在己，与尚法立信者其义殊。

故君子不为天下而天下平，不严而畏，不令而服。以不教教之，故其效过于教。不令令之，其功大于令矣。故君子之絜矩也，一本忠恕。忠恕不违乎道，故君子治平，皆以道也。‘所恶于上’一节，即明忠恕之义。既尽其在己，而后推以及人。故絜矩之道即足以平天下也。惟其先忠恕，故必自立其德。在上位者，必戒慎恐惧以持其身，使无失德而后民皆服之。茍有不检，失德昭彰，则民侮之。其暴虐者，民皆怨之。桀纣幽厉，身亡国灭，先失德也。故引《南山诗》为喻，言天下之民皆瞻其所为，茍有邪僻之行，必为天下之戮。此可见君子絜矩之道，必先戒慎恐惧以立其德，而后可以平治天下国家矣！即如商纣之失德而亡殷社，正为国者之鉴也。

彼失德而亡，则欲不亡者，胡不立其德耶？且天下国家非一人也。人有不悦，则天命不复。故得国者先得众，失国者先失众，茍自失其德，众将离心，众叛亲离，国欲不亡，谁与守之？此商纣之可鉴也。观其诗意，可知周王之戒慎恐惧以自立其德，故其奄有天下，克膺天命者，有自来也。

得者，先忠信。失者，先骄泰。此千古不易之理也。盖天下国家，众民所依者，其在德矣，德立则民皆得其所，德失则民不得其生，有如影响。君子知此，故必以忠信为主。忠则己无不尽，信则人无不从，民从而归焉，天亦眷之，故得民者得国天下矣。其非然者，则以为在民之上，威足以畏之，权足以迫之，咨其所欲而为骄泰，失德甚矣。骄则民受其虐，泰则民怨其暴，而众心离，民离而天亦弃之，此其所以失国天下也。故得失在己，不在民，安有君之不德而久保其国者？此君子有大道以致其治平矣。

夫君子之为忠信而戒骄泰，非必存得失之心，盖所本者道也。道先德，德立则得之，德失则失之。道在善，善则得众而得国，不善则失众而失国。道先忠信而戒骄泰，忠信则得国，骄泰则失国。一本于道而已，非为得失而为之也。故三节皆言道之用也。

道得众者，有道以得民也。有大道者，尚忠信戒骄泰之道也。道善者，本道而能善也。故三节皆有‘道’字，后人释为‘言云’者，误也。下引《楚书》一节亦如《康诰》之义，‘舅犯’一节亦如《楚书》之义，皆明治国之道，必以道为本，而重在立德。主忠信，尚善，亲仁，数者皆道之用也。君子时时不违于道，故能治其国而平天下也。

自首节起至‘舅犯’节止，为一大节，系言治国之本在明道以立德，而本道之用，以尽其己之德，推而及于人。而以得失二者相衡，以见治国之道之切不可忽也。

自‘秦誓’节至‘诗云乐只’节，为一大节，系述好恶之道。言为国者，其好恶必公，以民为心，始能得民也。‘秦誓’所云，即谓人如能为民进贤退不肖，而以天下为公，不私其才，不忘人之才，庶能得民之心而保其国。若不能公其好恶，进小人而退君子，疾人之才而贪其位，是自利一人者也。自利者，民不得其惠，反受其害，民且离心，而国且不保。此在位者必慎之也。

休休有容，虚怀若谷，乃能真用贤者。以敬人之德服人之才，而有德有才者皆归焉！此其可以保民利国矣！若媢嫉为怀，倾轧为事，妒人之才，害人之德，才德者拒之千里，谗謟者呼类而登，民危而国殆矣，可不慎哉？故仁人之于国也，必为民谋其所以安，而先在远小人。小人远君子进，而后可以保其民矣。

故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言其远之之亟，即所以保民之深也。夫君子以进贤为志，小人以进不肖为志，其进退之迹固同，其所进退之心不同也。故仁者始能为爱恶也，不仁者之好恶非真能好恶也。以君子之好，民好之也，所恶，民恶之也。小人所好，己好也，所恶，己恶也，与民无与也。故曰：‘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然仁人以民之好恶为好恶，而必以进贤退不肖为事矣。茍有人焉，亦知进贤退不肖为仁人之所事，而犹见其贤不能进之，或进也而不能先之，是徒慕仁人之名而失其实矣。固知退不善矣，而见其不善不能退，或退也而不能远，是徒受其过而不得其效也。

盖贤者不易进，非诚以进之，而加之众人之上，贤者不乐其举也。小人不易退，非力以绝之，屏诸四夷之外，小人不得而退也。盖小人志进，君子则否。而小人善倾君子，君子不屑也。故小人不退，退不以远，无望君子之得用也。故所用者终系小人矣。虽暂退之而终进之，虽此退之而彼进之，此所以必受其过也。以其非真仁人，故所进退皆不得其道，虽见贤见不善，亦何益于好恶哉？

又有人焉，不察民之好恶而以一己之私为便，且反民之心而为爱憎。如民之好贤也，则反退之。民之恶不肖也，则反进之。逆大众之情，逞一己之智，则将以府其怨而招其尤也。民怨众尤，欲与偕亡，而其身且不保，奚以治其国耶？是谓‘拂民之性，菑必逮夫身’。此在上者更不可不慎矣！

故君子知好恶之所关，进退之所系，举必以民为准。民所好者好而进之，民所恶者恶而退之。而进之必以诚，使致力于保民利国，退之必以力，使绝其祸于病国害民。然后民乃怀其德，感其惠，如子之于父母矣。故《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盖能以民之心为心，始不愧为民之父母也。夫为民之父母，则其得民之爱戴深矣。民既爱之，则国焉得不保哉？此君子欲保其民利其国者，必自慎其好恶，而明于用人也。

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节下至末节，为一大节，皆为人民生计，国家财政之道。以生财重在民生，而在上者不可与民争利，故必以德为本。先慎乎德，德立则人归之，人众则国疆广，疆广则财利兴，利兴则国用足。故欲用足，必先兴利，兴利必先辟其疆土而发其物产。广土，必先得人，聚人，必先立德。故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易》称：‘聚人曰财’诸语，与此节义相表里。

盖人生必有利用厚生之道，而利用厚生，非可以强夺以巧窃也，必先立其德焉。无其德而有其土，人之资也。无其德而有其财，人之用也。盖失德则失民，民离则土谁与守？财谁与生？虽有膏壤，民将芜之。虽有丰产，民将弃之。是土皆废土，财皆弃财也。故《礼》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此即言土与财，天下之公物，惟有德者能有之也。茍亡其德，而求土与财，舍本逐末，是以利教民也。利以示民，民起为争。上争其利，而泽施以竭。民无以怀其德，而相率以争夺，国之乱也。故曰：‘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言上示之以争夺，而民亦化之。民皆以争夺为志，欲国不乱，得乎？即前‘一人贪利，一国作乱’之谓也。

仁者知此，故重身之德，而轻身外之财。盖散财与民，而身立其德也。不仁者反之，弃其身之德，以求身外之财，而财聚于己，德失于身。故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言其内本外末谓之仁，外本内末谓之不仁也。以身云者，谓以身而求财。发者，谓发展之。如弃其德而拼此身以发展求财，岂非不仁者乎？此义须将上下各节参之也。

盖以财为重者，必至悖而入之，必苛征暴敛、巧取强夺以致之，此所以不仁也。反而行之，斯为仁矣。其悖而入者，终亦悖而出，则其所取者，何益乎己？且也因苛暴而府怨，因争夺而致乱，卒至身亡国灭，是不独于人不仁，抑于其身亦不仁矣。

‘生财有大道’下，皆为民生利之道，非为己也。‘孟献子’节下，皆言民上不宜争利，而戒縻用以惜民力，以明君子理财重在利民，治国重在以义为利也。

《亚圣孟子讲述》

‘长国家而务财用’一节，系承上文聚敛之臣而言。小人者，即善聚敛者。故曰：‘彼为善之。’‘之’字，指聚敛言。小人最善于聚敛，故以财为务，茍不善聚敛，则不敢务于财用。故曰：‘必自小人矣。’言以财为务者，必自小人为始，为彼善于聚敛耳。但小人得志，国且大乱。盖既务财用，必多聚敛以无其用，而贪利相尚矣。上既贪利，下有甚焉，而争夺以起，国遂乱矣。况善于聚敛者，必虐其民、苛其税、重其征，民不得以生，而弱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或迫而为盗，而相率以乱国矣。

且天道忌满，财聚则民散，天人怨毒，感为戾气，天灾作矣。天灾人祸皆由小人之得用，故曰：‘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也。’小人为国，足以致菑害者，不只一端，而以此为最著。且此节前后皆言财用事，故尤重在聚敛也。夫小人得用而召灾害，民亡而国莫保，虽有善于聚敛之才，以充其府库，满其贪欲，亦何益乎？桀纣身且不保，则象箸玉杯，酒池肉林，虽极一时之欲，穷天下之奢者，徒为身与国之灾害耳，其所善为之聚敛者，果何益于彼哉？故曰：‘虽有善者，亦如之何也？’言灾害既至，身亡国灭，虽有善于聚敛之臣，亦无以救其覆亡，而谓财用可供己欲哉？故夫子于此，深有慨焉。

凡长国家者，必先进君子。君子生财以道，以义为利，又能保我子孙黎民，致国太平者。若进小人而务财用，贪其利欲而重其善于聚敛，货悖以入，亦悖以出，天忌民怨，而灾害立至，以致身亡国灭者。此皆不明治平之道者也。故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此节后人多不明原义，以为文有脱略。‘彼为善之’竟谓‘彼’为‘君’，‘善之’为‘欲善于其政’，是一误也。后之‘虽有善者’，竟谓虽有欲为善政之心而亦无能救其用小人之失，是二误也。盖原义重在‘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之利害，而深切言之，使人知财用之不可务，小人之不可用。聚敛之足以致灾害而亡国家，慎毋因小人之善于聚敛，而用之以亡其国，而明义利之辨、国与民之关系。犹是前‘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及‘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及‘货悖而入，亦悖而出’之义也。但国家不可不理财，人民不可不谋福利。庶之后必以富，有其民必厚其生，而礼义之治，必待事畜已足，教之施必待既富，则为国之道得后生计也。故有生财大道之语，以见君子非忘民生也。

不过圣人之治重在为民生利，而不为己。故百姓足则君足，下民得其生息则国以安。而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贫，患不安。皆君子为民理财之道也。

诸经于利用厚生之教，通商惠工之政，教人树艺五谷，劝其农时，皆所以阜民也。民富则国用裕，而用之犹必有制。故先节用，而不敢以财用为务。取之于民，必轻必公，不敢苛其征税，使民无余。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民有余粟，女有余布，含哺鼓腹而各安其业，视日作息而无所苦，虽天灾不害而国家以治，此王道之效也。故君子为国，未有患己之贫而忧国之匮者，惟在为民生计而忧之也。故民无怨其上而国无争。

《宗主孚圣附注》

此节因后人过于误会，致经旨不明，故亚圣反复言之，使人明了圣人之意。圣人不讳言利，但以义为利。义者，以民生为重，以节用为制，以聚敛为戒。而于民生，则重在生聚以开其源，食寡用舒以节其流，使民财盈而力有余，则虽凶年不为害，而后可以教之以礼义。夫为君而爱其民，则民亲其君皆若父子家人，子之富者，父岂患贫？故不待聚敛，而财用自足。

此章重在用人理财，而皆本于道。非合于道，无以成其德也。此王道之大端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谓汲汲理财以供其用也，民之力不顾也。故圣人目为小人，小人无经国之图，无爱民之心，其所长则工于心计，善为聚敛。故夫子有‘小人喻于利’之语也，惟小人能明于生利之方。而无仁德以济之，势必至苛征繁税，剥削其民而民苦矣。为人君者，辄以其善于生利，足供其用，引而进之，以为肥己之图。夫肥己者必夺人，利君者必损民。下无衣食，而上美宫室华车马，下不得事畜，而上肆为豪奢以快其欲，民怨日积而国乱作矣。

故尧舜茅茨土阶，禹王恶衣菲食，而民则含哺鼓腹，熙往攘来，各安其业，此盛治之世也。桀纣以天子之尊，聚全国之财，穷奢极欲，以招民怨，卒至身亡国灭，此乱离之世也。盖尧舜能进禹稷之贤，只为民求生利，而桀纣则听用谗佞，飞廉恶来之徒日事苛征重税以聚敛之，此其所以异也。

故夫子以小人为国，灾害并至为戒。而身亡国灭之桀纣，虽穷天下之财以积于己，亦何益哉？故虽有善于聚敛之臣，徒促其覆亡而已，其如所积之财何？观于商纣国灭身焚之日，岂不尚存有鹿台之财、钜桥之粟乎？不过徒供武王之发散而已。故曰：‘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

夫商纣以聚敛而亡，周武以发散而王，即可见财聚民散、财散民聚之旨矣！又如商纣以善于聚敛而积之财粟，终归周武代为发散，岂非悖而入、悖而出乎？故君上不可与民争利，不可以一国之财无一人之用。其义实至深，其为教亦至切也。且天下之财，不聚于上，则足于下，不贪于己，则裕于国。圣人非不求财，非不言利，而所求者国用，所为者民生，于己无与焉。故天下归心，而人民以安。

吾国以农为本，农民所获利各有限，非可以商工衡之也。惟其利薄而收入少，则必限其用度，必使稍有余蓄以备不虞。‘生财大道’数语，实为民人理财之则。民既生息不匮，则国自安，而用亦足。故圣人先民而后国，先节民力而后制国用。参读《礼记‧王制篇》可知之矣！

诚以财之所出，必由于民。民之所取，必视其力。民力十而取一，则无害。五而取一，则民匮矣。今也民力不足一，而反取其二，是不徒夺民之食，直欲驱民于死亡，焉得而治平哉？圣人理财，必量民力，即民之生活，亦必自量其力。年获十者，则用其七，余其三。获不及十，则须先谋补之。补之不足，则惟减其所用，以使无负。若所获过差，不得为减，又不得以其先余补之，则在上者必轻免其征。犹不足也，则从而剂之，以长补短，以肥益瘠，使其生无乏，而能安其所。此则圣人之治也。

今也所入十者用且二十，终年无蓄而负债以生，在上者又从而苛取之，遑问为之调剂焉，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乱哉？夫外人之富，其力足也，非强之也。力足则多费不害，不足则少费犹艰，以不足者而强效彼之足，是犹责婴孩与勇士较力，何往而不败哉？故为国者必明民之情、国之习。农不可与商较利，贫不可与富较财，此万古不易之理，为国者固当知之，为民者亦不可不审也。

《宗主孚圣疏述》

宣圣于《大学》各章有未详讲者，恐人或未尽解，故命再加论述，畅发经义，不以繁复之嫌也。吾于经旨，幸亲聆圣训，故较后人颇得精详，而宣圣再三致意者，即在以经义施之实用，如人不能先明经旨，则所措必乖。故此时不敢省略其词，务使世之习经者，洞彻圣人为教之心，而可大裨实用，不徒以文章视之也。

《大学》一书为吾人立身行道始终工夫，前已言之矣。而其要旨，则在致身圣贤，致世治平。无论行藏如何，必皆能通达其用，以备为世取法，为人所则。故以能致诚正为修身之本，能致治平为明德之用。不言致功而言明德，即可见圣人之教，为行道也，为竟道之体用也。其言治平，亦即分内之事，非贪禄位及功名也。故治平之本本于修身，而修身之功即可推为治平之德，内外一也。故功成者无所加，不过自成其德而已。功不成无所减，以其德犹足以成也。故曰‘无为’，言无所为也。

譬如有为名者，则其致治平皆名之所驱，不足言成其德也。有为利者，则其致治平皆利之所使，亦不足言成德也。惟圣人不为名利，而乃必致世治平者，为成德耳。成德者，为成道也。故圣人之心，与天地同。圣人之德，与覆载同。茍圣人不欲致世治平，而徒善其一身，是自减其德也。如天之覆，地之载，不得有所私也，若有所私，则非天地也。天之覆也，非择物而覆之，其不得覆者，物自外也。地之载也，非择方而载之，其不得载者，方自异也。

故圣人之欲治平天下也，不以其地而异视，不以其时而异施。其不得治平者，人自弃之也，非圣人不为一视而同仁也。故圣人之为治平不必以政，不必以位。在位则言政，在野则言教。其以之致世治平，用有殊而本无二也。且天之覆，非有为也。地之载，亦非有为也。顺其道而然，全其德而已。圣人之致世治平，又何不然？故言治平之功，常人视之若极难，圣人不过行所无事耳，常人视之若为人，圣人不过自成其德耳。故《大学》之以治平为明明德之极则，而皆本于诚正也以此。

此章言平天下仍本于治国，所述亦就治国而言。盖国治而天下平，只是推治国之道以平天下而已。古时国界狭小，天下之内，为国或数千，或数百，或数十，或至数国。而合为一，以时异也。尧舜以前，姑不论，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时国度最小而最多，其后渐渐合并日以减少。孟津之会，犹集八百，而至春秋时，则仅百十，至战国则仅存七雄，而皆并于秦，此但就中国言之也。

此处言国，不必执春秋诸侯国。言天下，不必执旧解以中国为天下。盖国及天下，虽有广狭之异、今昔之殊，而所以治平之道一也，决不可谓《大学》所言国与今之国异，天下与今之全球殊也。现时人不明经义，不解圣人之旨，往往以为孔子不知天下之有全球，治平之道不宜于今日，此其大谬者也。又有谓中国儒者但知诸侯之国，不知现在列强并立之国，其治国之道只宜于封建时，而并谓中国无治国之学，此其尤谬者也。

夫国之与国，无论中外，其疆域大小，随时不同。而天下之有诸国，亦无论何时，其存亡兴废之道，不二也。故可以治古之国者，施之今之国，其政教异，可也。其致治之道，不可异也。古之平天下之道，施之今日全球也亦然。圣人之言教也，为万世也，非但为一时，为全世界人民也，非但为一方，故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圣人言教之效，及其志也，岂仅一方一时为哉？夫世无古今，地无远近，茍为圆颅方趾之类，含生之伦，其性同也，其心之所欲同也。圣人乃能顺其性，使得其所欲，故虽蛮夷亦化，况非蛮夷者乎？虽草木禽兽亦从，况非草木、禽兽者乎？

故圣人言治国也，治古时封建之国可，治今日列强并竞之国亦可。其平天下也，平昔日中国可，即平今日各族互雄之全球亦可。其道无二，其致用亦一也。近而治国，远而天下，圣人只是一以致之。如周之文武，以先治其国，而后乃代商而王天下。若桀纣之君，不能平天下，即与之国亦不能治矣。故圣王治天下与治国无二道也。

且此章言政而重在教，教者对民而言，更无分国之民与天下之民。凡能顺其性而使得所，安其生而使无怨，则皆心悦诚服。在国则国已治，在天下则天下已平。此圣人为教之本旨也。故此章言平天下，多治国之道也。

首节‘上老老’各语，皆言治国者须以身示民。己行孝则民兴孝，己行弟则民兴弟，己行仁则民兴仁，己行忠信则民忠信。以己之德，而化民皆立其德，此则絜矩之道也。

第二节再申明絜矩之义，使知絜矩者悬则以民，而其则非由外至，即本己之性而推其德，是曰恕。恕者，厚责于己，其不化者，己不足也。己在民上，为大众所瞻，茍其德不足以示民，民将何瞻？桀纣之君以戮其身，行之僻也，行辟则民背之，虽无汤武之伐，而天命已绝，亦将自毙。此引诗之旨也。

故得国有道，得民则得国，失民则失国也。而得民有道，行忠信则得民，行骄泰则失民。民之所归，天亦与之。民之所背，天亦弃之。得民者得天命，失民者失天命。天命无常，能著其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所谓善者，即忠信也，得民之道也。不善者，即骄泰也，失民之道也。

故有国者不可不慎，而必时时戒惧以彰其德，事事谨慎以善其道。故必亲仁以远佞，宝善以去恶，而后可行于道德，志于仁义，不敢存骄泰之心，而笃其忠信之念。此圣人教人之旨，而明国之得失之本也。

自首节至‘舅犯’节，皆极言有国者治国之本，在于重忠信，去骄泰，亲贤远佞，向善去恶。戒慎恐惧，自立其德以怀其民，庶得民心而膺天命也。

‘泰誓’以下各节，至‘诗云乐只君子’节，即承上文‘宝善’、‘亲仁’、‘进贤’、‘退不肖’之旨，而申明为国必须择人而用之。择人必须视民之好恶，民之所好者进之，所恶者屏之。以公用人，以仁爱民，乃得民心而国以安。此治国之要道也。如秦誓所谓国之贤臣，不妒人之能，不忌人之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此方可以与之治国，而民赖以安，国得其利。反之则为小人，以嫉妒为事，以谗谄为能，民不得以为保，国且因之而殆，则宜速屏之，不得使在国中而肇乱召亡。

盖虽有圣君，必赖贤相。尧以舜禹皋陶而治，舜以禹益而治。汤以伊尹，武以周召太公而治。则良臣之功大矣。即其乱也，虽有暴君，亦必有奸佞之臣。桀纣之亡，皆由左右佞臣，逢君之恶，此其臣之不肖甚矣。故治国者必先须自立其德，而又进其贤才以为之辅，然后可以保民而安国。否则虽己德已立，而无贤才以辅之，犹不足有为，况己德未立者乎？

故圣人于进贤之事，再三致意焉。夫贤者之心，虽不在君位，而其视民如己身，亦犹君之也。故伊尹禹稷，皆以爱民称。其初尚无位也，盖其志在成德以成道，不以君臣异也。故贤臣为国必以民为先，而求所以去民之害以保之，遂民之生以安之，无时不在念也。故小人之害民也，贤者乃放之四夷。除暴所以安良，此仁人之所为。故‘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

仁人以天地之德为德，乃能以民之心为心。雷霆雨露，皆天之德。去暴安良，皆仁者之德。且茍非仁人，则所爱者，未必人民之所爱。所恶者，未必人民之所恶。心念稍涉于私，则不足语于爱恶。唯仁人心无私念，一以大公，为民求福利。故所爱恶，必民之爱恶。而其爱固仁，其恶亦莫非仁。此其所以见称为仁人也。

若夫见贤不举，举不先，徒以进贤为名，是貌仁而实不仁，君子所恶也。又若见不善不退，退不远，徒自谓能知善恶，而实将受其过，是假智而实不智，亦君子所不取也。故圣人既以进贤退不善勉人，而又以好名之仁及自用之智为戒也。至其于民情悍然不顾，徒以爱恶徇一人之私，则谗谄得逞，贤善远遁。民之所好，乃反恶之，民之所恶，乃反好之，是拂人之性，背道逆天之甚，灾之及身必矣！尚何望于治其国哉？

故乐只君子，为民父母者，以能体民情，顺民性也。其所好恶，必以民心为心，而不敢稍存私念。此庶乎称为民父母矣。盖父慈子孝，为民上者不仁慈，自己失其为父母，恶在其为民上哉？父母之不慈，则子之不得使之而孝，此民其上者，皆上之过也，可不慎哉？是故治平之道，在己先立德，而进贤退不善，以与共治其国。民安而归之，则天命亦属之。其大端分为立己、待人、知人、善任、忠信、仁善诸义，皆治平之本也。

以下各节，承上文申明安民裕用之道。盖民归之后，必有以安之，而民之所安，必先生计。故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未有无食之民，而其国之不乱者，亦未有善治之国，而其民不得生养者。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曰：‘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故圣人之教，以富继庶。而此章言用人之后，即首重理财者也。

但圣人之治国也，本于王道，合于天地之德，顺乎自然之道，不以术取，不以力争，故虽言治，不废理财，而其裕财，必先慎德，此其所以为王道之治，不以霸者之以诈而成也。德者，为道之所生，性之所见。如木之本，水之源，有本则枝荣，有源则流远，是故圣人必先慎其德也。德无不具，人皆归之。德积益彰，民附益众。民归附日众，则国土不辟自广，不争自增。民众国大，物产益饶，土中货藏，地上种植，物无尽矣。制造以习其工，贸迁以为之商，民力尽举，物力日加，财无尽矣。

财生于物而富于民，民有其富，国裕其用，此皆理财裕用之本，非仅空谈也。盖用者必先有其财，而财者必须取诸物。就地利以生物，农也。即生物以成器，工也。贸迁有无以增其利，商贾也。开发山泽以尽其藏，矿也、林也、渔也。因利而利，便民通物，以启无穷之财，裕无尽之用者，各种实业也，而皆赖人以成之。

此有土有民，然后生财之道备，有财有利，而后民生之道宏。民为供国之用，国为计民之用，民富国足，则用自裕，其相须至切，相助至多，无论何时，其道不二。故治国者，不可不先立其本也。

君子以德来民，以德绥众。民众既至，而患财用之匮者鲜矣！故君子惟慎己之德，而不求财用之聚。今或有疑者曰：信如斯言，则民多国必富，今中国民众而日贫，何也？曰：此即未能依圣人治国之道也。

圣人理财，为民而外己，先计民生而后计国用，故用裕而民无贫乏。今也但计上用之侈，不问民力。但求己财之富，不顾民生。民固穷困，而国用亦蹶。故在位者极富，而在下者至贫。此正戾圣人之教，何反疑其言乎？圣人言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即此章德者本也，财聚民散各节之义，皆为国理财至当不易之道也，可不审诸？

‘有德此有人’，‘此’即‘斯’也，言有德斯人至矣。以其教之捷，有如影响也，下亦同。故有德者，未有不得人者。即不得位、不得国，而人心怀之不忘。故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昔太王去邠之岐，民从之如归巿。可见德之得人之验也。舜禹之得天下也亦然。盖人同此性，吾尽性之德以及民，无不应者。孟子所谓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者也。虽拒之尚不可，况欲招之者乎？

下节‘争民施夺’句，谓失德者不能立其本，而徒重其末。为一己之财富而苛暴其民，民亦从而效之，各私其利。君争于民，民亦争于君，上下相争，怨日积，乱日甚，施有不夺者乎？‘施’谓德泽及于民，今无德以抚民，而争民之利，民非至愚，而尚能怀之耶？故施夺者，国必亡，桀纣之君，皆其例也。民无以望其德，且怨其暴，欲与偕亡，尚足语于治国哉？

故下节即言‘财聚民散，财散民聚’，又以言悖出者悖入，货悖入者侼出，再三申明其义，而戒天下之治国者，其意至深切矣！此数节皆有因果之义，以既种悖入之因，必得悖出之果。而前者有立德之因，得人归之果。后者以重末聚财之因，得肇争散民之果。皆如影随形，不爽毫末，以示世之为国者，明乎人财聚散之道，而知本末内外之方，茍乖此旨，必受其祸。此圣人暗述因果之教，与各教正同，不可不知。

其后则更说明为民生财之道，为国慎用之方。引孟献子之言，以证圣人裕民薄己之义，而其中含最要之旨，即明辨利害之本。要知以义为利，则终利，以利为利，则终害，其言尤为详尽。而孟子对梁王之问，即原于此节也，‘发身’、‘发财’二语，亦有深义，再论之如后。

仁者，以全其性德为先，故贵身而贱财。不仁者，以便其情欲为志，故先财而轻身。此‘身’字，指人生之道，即生也。生而悖其所生之道，是不仁也。故惟仁者能全其生，而散财以成其德，德成而生全也。不仁者，不知性之德。以情欲为生，以徇情适欲为全生，而不得不务于财，是谓戕生以聚财。

发者，发达之、养蓄之、充足之之谓也。如仁者，为重德以全生，故散财以达其德，以充其性，以养其天，是谓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但求耳目之好，声色之娱，忘其天性，逆其生生之道，而惟以聚敛为事，巧取强夺，财日集而德日亡，欲日多而生日蹙，是谓以身发财也。

且如有国者能散财以为德，民怀其德而归之，则其生固全，其身亦荣。若不仁者，徒争民之利，快己之私，召怨于民，肇祸于己，其生固不得全，其身亦不免于辱。故君子不宝财利，而惟重仁德也。上如好仁，下必效之。上如好义，下亦从之。上以让示民，民亦不争。上以财散民，民亦无其用。此理之固然也。

夫民不与上争利，而乐供其用，则民之财即国之财，国之财即君之财。如府库所存，亦犹挟之身，何必尽藏于己，而后得其用哉？故争财而聚敛，不独不仁，亦不智也。夫子于此释‘仁’字，谓悖天逆生，即为不仁，不必以其害人也。悖天者遭罚，逆生者必死，亦不智也。盖不仁，指性言。不智，指事言。如不仁者之聚财，为欲养其身而适戕其生也。盖内则逆其天性，外则府民怨毒，是养之反以戕之，岂非不智之甚者乎？

圣人恐人之见利忘义，轻身重财，反复言之，以明其利害，尤不可不三思之也。夫财利之于人，固不可少。以后天之身，日用衣食所资，耳目口舌所欲也。常人以其不可少，遂欲多得之。不惜弃德以争之，逆生悖天以图之，害人损众以聚之，则其过大矣。君子知其易犯，故必先立其德，以为制其情欲。先定其制，以为明其得失。务使人人不以情害性，因利害义，而后国家可治，天下可平，己亦成其德而进于道矣。

故孟献子所言，皆制上下取财之法，意谓一国之财不可私于一人，天下之利不可争为一己。虽国用必有出，而取之毋过。虽民力可供亿，而用之必俭也。若不知此，而徒逞己欲，不量民力，徒以聚敛，而恣用费，此诚不仁之小人矣！小人为国，虽工于聚敛，善为挥霍，不过速国之亡而已，果何能快其欲，便其私哉？此言犹为叮咛，以示世之为国者，理财用人与立德，均须至慎也，即末节之义，言理财仍必用君子、退小人，犹重申用人之义耳。

此章文义详密，而因次序错误，致世人不得其深意，自今改正后，可以分解了然，于圣人立教之旨亦极明，实后人之幸也。章中以立己之德、从民之好，言之最切。以国家天下无论何时，非如此不能治平之也。虽治平之事尚有未尽，但大本已立，均可触类旁通，不必一一数之也。

且圣人立意，于德，则重责于己，于权利，则不敢私于身，乃可公天下于民，而孚大同之治。故治平之本，必在诚正，必先明道德之要，了解性命因果之真。然后可以见权位而不贪，置利欲而无动，以成其明德而致天下于治平也。夫己有其德，又能辅以贤者，时时以民为念，而不存私利之心，则天下尚有难治者乎？故圣人之教，亘万古而不易者也。人能于此，大传其旨，庶乎王道之化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