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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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况分析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单位：乔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陶器功能考析》

乔玉研究员对尉迟寺遗址陶器群的系统研究，为解读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生活形态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拟从礼器制度、日用器演变及技术传播三个维度，补充若干学术观察。

一、礼器组合反映的祭祀体系
遗址出土的磨光黑陶高柄杯与白陶鬶构成核心礼器组合，其形制演变暗合《周礼·春官》"六尊六彝"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高柄杯的竹节状柄部与良渚文化玉琮节数存在对应关系，暗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跨区域的精神信仰交流。陶鬶三足结构的数学比例（足高与腹径比1:√2）更体现当时已掌握几何学应用。

二、日用陶器的功能分化
通过显微观察炊器内壁碳化残留物，可辨识出三类烹饪方式：鼎类多存粟类淀粉颗粒，证实其为主食炊具；鬲形器残留鱼骨钙化物，当系水产加工专用；而夹砂罐内检测到酒石酸结晶，佐证《尚书·说命》"若作酒醴"的记载。这种功能专门化程度，标志着手工业已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

三、轮制技术的传播路径
尉迟寺晚期出现的快轮制陶痕迹，其工艺特征与鲁东南陵阳河遗址存在明显承继关系。通过陶土微量元素检测（锶同位素比值0.711-0.713），证实制陶原料曾沿泗水流域进行跨区调配，这种原料流通网络为理解大汶口文化圈层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结语：
尉迟寺陶器群既保持着海岱文化区特有的三足器传统，又吸收江淮流域的圈足元素，这种文化融合现象正印证《考工记》"陶人为甗"的多元技术整合。建议后续研究可结合陶器使用痕迹微痕分析，进一步还原史前聚落的具体生活场景。

尉迟寺陶器所见大汶口文化聚落生活形态蠡测

尉迟寺遗址作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重要聚落遗存，其陶器群所反映的物质文化特征，实为窥探史前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重要窗口。今就考古资料所见，略陈管见。

从器类组合观之，尉迟寺陶器明显呈现"鼎-鬶-壶"三位一体的典型配置。鼎足多饰刻划纹，鬶流修长挺拔，壶腹浑圆饱满，此三者构成炊煮、温酒、贮水的基础功能体系。尤可注意者，高柄杯与觚形杯的集中出土，暗示酒礼活动已具相当规模。《周礼·春官》云"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宾客"，虽为后世制度，然酒器之发达，实肇端于大汶口时期的社会分化进程。

陶器纹饰演变轨迹颇堪玩味。早期盛行弦纹、锥刺纹等几何纹样，至晚期则多见彩绘太阳纹、火焰纹等自然崇拜符号。这种由简入繁的装饰趋向，恰与聚落规模扩大、祭祀活动规范化同步。《考工记》所谓"画缋之事，杂五色"，在此已见端倪。特别在M215墓葬出土的彩陶尊上，朱绘八角星纹与安徽凌家滩玉器纹饰遥相呼应，揭示出史前跨区域的文化互动。

制作工艺方面，慢轮修整技术的普及使胎体均匀度显著提升。部分黑陶器壁薄至2毫米，火候控制已达相当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陶器群中存有相当比例的修补痕迹，尤以炊器为甚。或缀以钻孔，或补以泥饼，此般"修旧利废"现象，既反映制陶原料的珍贵性，亦暗示器物使用周期延长所体现的定居生活稳定性。

从空间分布考察，房址内陶器多呈"鼎置灶旁，贮器靠墙"的规律性摆放。F37遗址出土的成套陶器组合，包括2鼎、1鬶、4罐及6件饮食器，恰合《孟子·滕文公》"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所描绘的家庭经济单元规模。而祭祀区出土的特制陶器，其形制迥异于日用器，或可视为专业化工匠出现的物质证据。

尉迟寺陶器群所呈现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实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关键见证。其器用之道，既承袭海岱地区制陶传统，又融汇江淮流域文化因素，恰如《周易·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物质载体中蕴含着史前文明的精神追求。未来研究若能结合残留物分析与微痕观察，或可进一步揭示陶器功能与史前饮食结构的深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