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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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刘兴林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学报〗2016年第4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

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研究的考古学价值与学术启示

刘兴林教授《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先秦至两汉时期农作物分布与组合特征，为理解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实证。该研究不仅填补了农业考古领域的空白，更通过作物组合的时空演变，揭示了早期中国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方法论而言，此文体现了"三重证据法"的成熟运用：其一，考古遗址出土的炭化谷物、耕作工具等实物证据；其二，甲骨文、简牍等文字记载；其三，土壤微形态、植硅体等科技检测数据。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使农作物分布研究突破了传统文献考证的局限，建立起更为立体的认知框架。特别是对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差异性的量化分析，修正了以往"北粟南稻"的简单二分法，展现出作物组合的区域过渡特征。

在实证层面，研究揭示了三个重要现象：首先，商周时期已出现"五谷"的多元种植结构，反映先民对生态适应的智慧；其次，战国至汉代冬小麦的推广，标志着耕作制度从一年一熟向两年三熟的革命性转变；最后，边疆地区独特的作物组合（如河西走廊的黍稷），折射出农业传播中的文化调适过程。这些发现为理解"何以中国"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解释。

该研究的学术价值更在于提出了"农业文化圈"的动态模型。不同作物组合不仅是环境选择的产物，更是文化认同的标识。如文中指出，秦汉统一后，关中地区的"麦-粟"组合向东方扩散，实为中央政权推行"重农政策"的物质体现。这种将作物考古置于政治经济背景下的解读，展现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深层意义。

未来研究或可进一步整合基因组学与稳定同位素分析，追溯作物品系传播路径，还原先民的饮食结构。此外，比较视角下的欧亚大陆农作物交流史研究，也将为理解早期全球化提供新线索。刘兴林教授的研究，无疑为这些方向的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启示

刘兴林教授《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先秦至两汉时期农作物分布与组合的演变轨迹，为理解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该研究不仅填补了农史研究的空白，更开创了考古学与农学交叉研究的新范式，其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从材料运用观之，该文充分整合了植物考古学三大证据体系：一是遗址出土的炭化农作物遗存，通过浮选技术获得的粟、黍、稻等实物标本；二是出土农具与耕作器具的功能分析，如石刀、石镰的收割效率与作物特性的对应关系；三是甲骨文、简牍等文字材料中关于农作物的记载。这种"三位一体"的实证方法，使农作物分布研究突破了传统文献考据的局限，建立起更为立体的认知框架。

就时空维度而言，研究揭示了农作物组合的显著地域差异：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粟稻混作区"，实为南北农业技术交流的重要见证。考古发现显示，至汉代，冬小麦在关中等地的推广，不仅改变了传统作物组合，更引发了耕作制度从"一年一熟"向"二年三熟"的革命性转变，这对理解汉代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该研究的深层价值在于揭示了农作物组合演变背后的文明互动机制。如文中指出的，商周时期贵族墓葬中出现的非本地作物（如长江流域的稻米出现在殷墟祭祀坑），实为早期贡赋制度与区域贸易的物证。而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胡麻、苜蓿等外来作物的引入，则展现了农业文明在开放体系下的动态调适过程。这种将作物分布与政治制度、贸易网络相联系的研究视角，极大拓展了农业考古的解释维度。

从方法论层面反思，该研究为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示范：其一，强调量化分析，通过不同遗址农作物出土频率统计，构建时空分布图谱；其二，注重"物"与"境"的关联，将作物组合与土壤特性、气候变迁等环境因素综合考量；其三，突破静态描述，动态追踪作物组合变迁的技术动因与社会效应。这种系统思维对当前考古学研究具有普遍启示意义。

要而论之，刘兴林教授的研究不仅重构了先秦两汉农业经济的物质基础，更通过"小作物"揭示了"大历史"的发展脉络。未来研究或可进一步结合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从人骨化石中提取直接的饮食证据，与农作物考古发现相互验证，如此则能更全面地还原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实态与农业文明演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