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豢

三国著名史学家：鱼豢，在曹魏任职国郎中，有〖[wiki]魏略[/wiki]〗之作

鱼豢（生卒年待考），长鱼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wiki]三国时期[/wiki]曹魏国郎中、著名史学家。

著作详解

鱼豢是曹魏末期至[wiki]晋朝[/wiki]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撰写有著名的纪传体史书〖[wiki]魏略[/wiki]〗。〖[wiki]魏略[/wiki]〗为部八十余卷，每部皆有数十篇，约合八百余万字，是魏、晋时期[wiki]不可多得[/wiki]的史学巨著。

〖[wiki]魏略[/wiki]〗，是鱼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说其记事止于魏明帝。但据〖[wiki][wiki]三国[/wiki]志·三少帝纪[/wiki]〗注引〖[wiki]魏略[/wiki]〗记有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农历9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wiki]魏略[/wiki]〗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

近代学者张鹏一在〖[wiki]魏略辑本[/wiki]〗中称：“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即鱼豢入晋朝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而在〖[wiki]魏略[/wiki]〗中叙事颇为注重品节作风。

裴松之所注的著名〖[wiki]三国志[/wiki]〗，其引用之书以〖[wiki]魏略[/wiki]〗为最多。如今〖[wiki]魏略[/wiki]〗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松之的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wiki]魏略[/wiki]〗的内容和文字看，其内容还是相当严谨的。

鱼豢是陕西关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晋国长鱼矫氏族，所以对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因此在〖[wiki]三国志·东夷传[/wiki]〗中裴松之注引〖[wiki]魏略·西戎传[/wiki]〗，不仅能补诸多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也极为珍贵，被历代史家称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

在〖[wiki]魏略[/wiki]〗中，鱼豢很注意对三国时期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他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wiki]儒宗传[/wiki]〗，其序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公元190～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国时期，贵族子弟们入太学多是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学中教授生徒的博士们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当时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当时学术、文化的坠落了。

鱼豢在〖[wiki]儒宗·董遇传[/wiki]〗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鱼豢在〖[wiki]儒宗传[/wiki]〗中，还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凌非富强之家(单家)的情景。如在〖[wiki]薛夏传[/wiki]〗中鱼豢说：“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雄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从中可见，当时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们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那么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在〖[wiki]魏略[/wiki]〗中，还记有〖[wiki]清介[/wiki]〗、〖[wiki]纯固[/wiki]〗、〖[wiki]勇侠[/wiki]〗、〖[wiki]知足[/wiki]〗、〖[wiki]游说[/wiki]〗、〖[wiki]佞幸[/wiki]〗等诸多传记。[wiki]宋朝[/wiki]学者高似孙称赞〖[wiki]魏略[/wiki]〗：“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wiki]清朝[/wiki]大学者钱大昕亦称赞〖[wiki]魏略[/wiki]〗：“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

关于〖[wiki]魏略[/wiki]〗的卷册数目，在史籍〖[wiki]隋书·经籍志二[/wiki]〗中记载：“〖[wiki]魏略[/wiki]〗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在史籍〖[wiki]旧唐书·经籍志上[/wiki]〗中记载：“〖[wiki]魏略[/wiki]〗三十八卷，鱼豢撰；〖[wiki]典略[/wiki]〗五十卷，鱼豢撰”。而在史籍〖[wiki]新唐书·艺文志二[/wiki]〗中则记载：“鱼豢〖[wiki]魏略[/wiki]〗五十卷”。

万分可惜的是，鱼豢所撰的〖[wiki]魏略[/wiki]〗，在[wiki]唐朝[/wiki]后期的战乱之中绝大多数皆已亡佚，今天人们所见的两种辑本，其内容还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

《论鱼豢〈魏略〉的史学价值与士人精神》

鱼豢所撰《魏略》虽已散佚，然透过裴松之注所存吉光片羽，犹可窥见其作为三国史学双璧（与《典略》并称）的重要价值。今就文献特征、史学贡献及作者精神三端论之。

一、私撰史书的典范意义
《魏略》作为私人修史，突破了汉代以来官修史书的传统。其记事下限延至高贵乡公时期（254年），较《三国志》更为详备。鱼豢采用纪传体而兼载"儒宗""清介"等类传，开创了以事类为纲的编纂体例。张鹏一《魏略辑本》考其卷帙达五十余卷（非帖文所称八十卷），内容涵盖典章、地理、人物，实为魏晋之际最系统的当代史著作。

二、西北史料的独特价值
鱼豢作为关中士族，对羌戎风俗记载尤详。《西戎传》详述氐、羌、西域诸国情状，可补《后汉书·西域传》之阙。其记车师、焉耆等国"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面"等细节，展现民族志书写的新维度。裴注引《魏略》涉及西北地理者达二十三处，足证其史料之珍。

三、士人精神的史学表达
鱼豢以"儒宗传"七人彰显乱世中的学术坚守，其序言"人怀苟且，儒道尤衰"之叹，实为对建安风骨的另一重诠释。考其不仕晋室的行迹，与《魏略》中特重管宁、王朗等魏室忠臣的笔法相合，折射出关中士族对汉魏正统的坚持。这种以史明志的书写，较之陈寿"曲笔"叙事更显史家风骨。

今观《魏略》佚文，其价值不仅在于补苴《三国志》之缺，更在于开创了私修国史的新范式。鱼豢将地理志、民族志纳入纪传体框架的尝试，直接影响《华阳国志》等后世方志的编纂。至于其"以类相从"的列传体例，实为《世说新语》人物品藻之先声。一部散佚的《魏略》，恰似一面破碎的铜镜，每一片残照都映现出三国史学的多元面貌。

《论鱼豢〈魏略〉的史学价值与士人精神》

鱼豢《魏略》作为三国时期私修史书的典范，其史学价值与编纂精神值得深入探讨。今就文献记载与学术考辨，略陈管见。

一、编纂体例与断代问题
《魏略》八十余卷的规模，在魏晋史学史上堪称宏构。其记事下限历来有"止于明帝"之说，然考《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载嘉平六年废立之事，可知实际记事延续至高贵乡公时期。这种突破官方断限的书写，体现了私家修史的独立性。张鹏一《魏略辑本》考订鱼豢卒于晋太康之后，其不仕新朝的立场，使《魏略》成为承载曹魏遗民记忆的重要载体。

二、史料价值与裴注征引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达一百八十余处，居诸书之冠。其《西戎传》记载西北民族史料，被赞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填补了正史对边疆记述的空白。鱼豢作为关中士人，对西戎地理风物的详实记录，既承续了《史记·匈奴列传》的传统，又开创了民族志书写的新范式。

三、士人精神的史学表达
《儒宗传》的设立尤具深意。鱼豢选取董遇等七位儒者立传，通过"初平建安间儒道衰微"的史笔，实暗喻对司马氏以名教诛异己的讽谏。这种以学术史承载政治批判的笔法，与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注重品节作风的叙事倾向，正是汉末清议传统在史学领域的延续。

四、文本流传与辑佚价值
《魏略》虽佚，然清代辑佚学家严可均、汤球等皆有辑本。现存佚文可见其纪传体与志表并重的特点，如《中外官志》详载曹魏官制，《五行志》保留灾异记录。这些片段仍可窥见鱼豢"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追求。

要之，《魏略》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曹魏史事，更在于其彰显的史学精神。鱼豢以私修抗衡官史，用笔墨延续士人气节，这种"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信念，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最珍贵的血脉。今日研读《魏略》佚文，犹可感受其"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精神，这对当代史学研究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