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竞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对待一些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中医、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什么是民族传统医学、什么是现代医学、什么是西医等，存在不准确的观念和认识，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认识、解决困惑。各民族的古典哲学常常是构建其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临床经验和区域性文化的混合体。探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及基本框架，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况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体系，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传统医学，其中汉族的传统医学理论更丰富，影响也最大。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普及，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了“中医”之称，以区别于“西医”这一现代医学。

　　组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各民族传统医学往往自成体系、各具特点：“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确立理论体系，以气、神、虚、阴阳、五行等中国古典哲学概念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体现中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与动态性等；维医以气质论与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也吸取了阿拉伯医学和“中医”的精华；藏医以阴阳、四元学说为理论基础；蒙医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为基础。

　　综观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成医时间、哲学基础、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特点等方面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诸多方面有很高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的规律。它们当中，又以“中医”最为完整和成熟。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各有特色，为保障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它紧紧围绕病证诊治和解决患者实际问题这个中心，并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特别是“中医”体系和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一样，代表了当时世界经验医学与哲学形态的最高成就。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发现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理论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踪迹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将自然界多样性统一抽象为客观物质性，而是用形象化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形式来描绘和解释现实世界的图景。用一种、两种或多种本原来解释大千世界，这就形成了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这种哲学理论多样性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医”还是前述其他传统医学，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论，“中医”和蒙医等采用的是五行学说，维医、藏医等则采用四元学说。对比一下五行学说和四元学说的本质，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我国古代多种民族传统医学之所以选用多元哲学，是因为它可以提供形式化的动力学模型，而一元论、二元论由于过于抽象而难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具体应用。多元论不仅提供了哲学思想，也提供了构建多种民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医”之脏腑学说古称“藏象”，意指“脏藏于内，而形见于外”。这表明，受制于时代特点，“中医”脏腑学说是从机体外部现象入手构建的唯象理论，而非以机体内部脏腑解剖、生理等构效关系形式建立。各民族传统医学大都在唯象基础上构建理论，又用唯象理论等将经验抽象化、规范化，从而使零散经验在统一的古典唯象理论中汇集，形成各种学说，以使经验医学得以保存、发展、交流和传授。脏腑学说、体液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一是两者都形成于鬼神致病论动摇以后，是继宗教医学或巫术医学之后医学理论的重建；二是两者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有限临床经验相结合的产物，都属于以古典哲学概念为基础的经验医学理论。

　　其实，从哲学到具体自然科学门类，跨度甚大，中间需要许多认识充填，古代经验医学理论本质上都是古代多元论哲学的翻版。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正是以这种方式构建的。“中医”用肝、心、脾、肺、肾替换木、火、土、金、水，脏腑被赋予五行的基本功能与属性，脏器之间也被赋予五行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样，脏腑结构、功能与关系就成了人体组成与功能的基本模型，一切病理、生理过程都可从这个模型功能状态变化中得到描述与解释。维医则是用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和黑胆质四种体液替换四元学说中的气、水、火、土，同样将四种元素的特性及相互关系引入体液和体液之间，通过体液的比例、分布和质量变化情况模拟与解释人体各种病理、生理过程。从理论价值上看，脏腑学说和体液学说之间差异不大，二者都属朴素的唯象理论，均有朴素整体观、平衡观、病因观、病理观和预防观。但脏腑学说内容上比体液学说更丰满，它把脏腑的功能通过阴、阳、气、血、精、津液等中间变量与人体症状及体征之类的外部变量联系起来，以通过脏腑功能改变推理人体各种外部表现（包括症状和体征），或通过人体症状、体征等外部表现变化来辨别与设定脏腑功能的改变。不仅如此，传统医学的治则治法、传统药物药效描述与疗效确定等也分别被纳入以脏腑学说、体液学说等为核心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并因此实现病、证、理、法、方、药的一体化。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

　　借助临床实践和古典哲学等构建的中国传统医学，其庞大体系中有很多逐渐被现代医学认同的技术与经验，蕴含一些预示医学未来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但也存在带有时代和文化烙印的朴素甚至错误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以分成三部分，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和西医的发展均进入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不断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方药等的现代科学内涵得以部分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结构也日趋明确，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涉及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相关。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关于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的系统研究，早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许多“中医”古方所能主治的病证，基本可以等同现代医学目前所能认识的某些特殊疾病或状况。许多中药单药或组方具有较好疗效，千百年反复使用且疗效稳定，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中药作用的环节也日趋明确。比如“麻黄治喘”，现代研究表明：麻黄所含主要组分麻黄素等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作用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而洋金花平喘止咳解痉功效的基础，部分来源于其所含的胆碱能受体阻断剂东莨菪碱等。此种“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在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外科、骨伤科领域更是比比皆是。

　　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强调疗效，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发展相一致。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强调还原论，要求与科技同步前进。因此，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特征，还具有超越时代的认识。以理论思维为例，中国传统医学在此方面对现代医学始终有所引领，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等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角度，阐明了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配伍理论及分子机理，影响深远。另以针灸为例，根据机体不同状况选用不同穴位和针刺手法，通过影响多个靶点干预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激发机体自身内在调节能力而达到治疗目的，这些已被现代医学所认可。

　　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科学理论只有不断认识与修　正自己的短处才能进步，而其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现代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孙思邈《千金翼方》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但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其实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病症。诸如此类，也并不少见。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传统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传统医学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医学，为保障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弄清其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其长处和短处，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不科学和不合理之处，并开展横向比较，择优发展，弘扬中国传统医学精粹，能够有力推动现代医学文明发展，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