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视角立场学识三要素分析中国文化政治发展方向

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总能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文化自信的感知？不要急，认真读完本文。

潜意识里一直催促自己写这篇文章，但总是抽不出身，今天难得空闲，潦草写写了，读者们自己思辨理解，质疑了也没时间回应。

我们人对于事物的认知有三要素：一是视角，二是立场，三是学识。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是直接影响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的，就像盲人摸象那样，摸到什么就是什么。而辨证思维较强的人，其聪慧之处就在于，能自主地从多角度去察辨（观察、辨析）事物的形与质，所以视事处物，能尽可能地避免偏颇，做到中庸。

而多角度察辨事物，不是『同时站在别人角度上观察』那么简单，因为当我们对整个事物还不明瞭时，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象鼻』，哪里是『象耳』，哪里是『象脚』，也就无法主动地站到那个方位、角度去『摸』去『辨析』事物。所以，要多角度，多方位去察辨事物，就需要多种思维能力，需要客观看待他人的立场（这样才能客观地接受并站立在其角度上察辨事物），需要丰富的学识以及经验。

某个视角，能够透视事物的主要内涵

^{某个视角，能够透视事物的主要内涵}

立场是每个人与生俱备的，而且每个人的立场，基本都由其利益所在直接决定。比如带路党的利益在于跨国资本、外国教会之类的金主，他们察辨事物，就立足于跨国资本和外国教会的利益。像医疗、农业、教材等频曝的问题，就是各路带路党、两面人的犯罪行为的结果，他们的立场与利益，与国内的人民群众都是对立。

那么，怎么辨证不同的立场，哪种是可取，哪种是不可取的呢？可取不可取的标准，当然不能依据个人利益。利与义是符合阴阳关系的两个因素，二者对立统一，相互消长。个人利益要合乎个人的义务、责任、及其之于国家社会的意义，不能以图谋不当的个人利益，而削弱其义务，并伪化其存在的意义。如此，我们才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正义立场。

立场不同，汉奸成了英雄

^{立场不同，汉奸成了英雄}

学识既包括天生的聪明，也包括后天的启蒙。所谓聪明，是指人的耳聪目明，不同的人其天生利用耳目察辨事物的能力有所不同，但往往可以后天补救。后天的启蒙，除了学术理论等知识类启蒙，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启蒙，思维能力才是一个人察辨事物的能力所在，而理论知识只是察辨事物的依据。没有思维能力，再多的理论知识，其使用也有限，而思维能力多样的人，即使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其察辨事物的能力也往往胜过那些有丰富理论知识的人，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原因，人天生都会拥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比如比较思维、逻辑思维、辨证思维，只不过不同的人，天生带来的思维能力有所差异，但普遍都能应付生活实践的需要。

以立场为划分依据，我们可以将人民分为两类：一是立足于国家民族的本土派，一是立足于个人利益的两面派。前者从公义出发，后者从私利出发，但不能说前者不会考虑个人利益，相反，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个人利益都将成为其决策自身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民族主义者，往往因为个人利益的改变，其立场发生180度的转变。因此，两面派同时以两种面孔出现，表面似乎以公义为重，其实暗地里挂羊头卖狗肉，剽窃着国家民族的利益，以实私人的腰包。

两面人唯利害义

^{两面人唯利害义}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据西史辨伪的民间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两面人，其实在明朝晚期就大量涌现，成为颠覆明朝政权的主要力量，如徐光启、郑以伟、叶向高、汤若望、冯铨、周延儒、吴甡、李国𣚴、刘鸿训、钱士升、王应熊、李应试、范景文、张凤翼、吕维祺、王化贞、李日宣、李继贞、解学龙、周士朴、毛士龙等，他们占据了宰辅、兵部的职权，事实上架空了明朝皇帝，当然，这些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在朝廷上的重用，本身说明了皇族的思想严重偏离了华夏正统。

但这绝不止是两面派的学识、利益上出了问题，根本上还是皇族在立场上出现了问题。华夏正统历来坚持大一统的华夷分辨立场，但明朝晚期却奉行疆域上的大统一。所谓大一统，以『一』为大，统领四方，所谓『一』，就是华夏人文文化，中原政权，统领的方式是文化上人文教化，政治上尊王攘夷，安定四夷，所以不会出现胡夷混入朝廷任职。而大统一，以『统』为大，统四方于一，这个『一』，就只有政权内涵，将四方疆域均集权统治到中央王朝，而不分别文化、民族的差异，这种政治理念之下，胡夷可以随便担任朝廷要职，因而导致统治集团被两面人集团蛀蚀，最终崩溃。

可以说，从晚明开始，中国便在文化上沦为殖民地，但直到满清初期，也只是『道统下野』的状态。到了满清，道统则是出现了异化，在巨大政治利益的诱惑下，两面派伙同满清治统共同篡改异化华夏道统，最显著的标志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大量篡改了华夏典籍里，关于华夷之辨的记载，以为满清治统的正当性、合理性奠定基础。

韩愈奠定了道统理论

^{韩愈奠定了道统理论}

晚清虽然一度出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觉醒，但是西夷的替代性植入，重新造就了新一代的带路党两面派。同时满清遗民又伙同列强势力，渗透军阀，并逐步占据新政权的主体地位，与汉族两面派大量引进西学，并攻击华夏原生文化及其道统。而道统经满清一朝的异化，晚清之后，汉族学者竟也鲜有识之者，最终因胡族遗民、及汉族两面派势力的压倒性优势，而在新政权时代，被进一步歪曲、抛弃。

直至今日，中国除了记载于典籍的『死文化』，散布于民间的习俗，几乎寻找不到任何的传统痕迹。

而幸运的是，华夏正统毕竟是人类唯一的原生文明，其四五千年下来，根植在汉人意识里的传统思维能力，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新政权。

经由传统思维能力汉化过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崛起。

这些成就，发展壮大了立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本土派，同时迫使新中国的菁英，重新审视华夏正统文化。此时的本土派，已经不止是学识上倾向正统文化的本土派，更是在利益上倾向、趋同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本土派，这样的本土派，其力量是巨大的，更是坚实的。由于此时期反华力量对中国本土的狙击、侵害，直接严重损害了主要由底层民众构成的本土派利益，他们不但在学识上高举正统文化，在利益上更是对反华势力不共戴天。

随着国际上反华的资本势力、政治势力越演越烈，中国的本土派也将日益壮大，日益觉醒，其势头是星火燎原的。新时代的中国治统，如果能收编、引导本土派势力，必将成就千古奇功。

论文化自信的认知根基：视角、立场与学识的辩证统一

中国文化政治发展方向之辨，实为认知方式之辨。今人所谓"文化自信"，非盲目自大，实乃认知三要素——视角、立场、学识——在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有机统一所致。此三者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支撑起民族文化认同的宏伟大厦。

视角之辨，首在破除"盲人摸象"之弊。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已道尽视角局限之害。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恰似一部多棱镜，使今人得以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典章制度等多维角度审视自身传统。宋儒朱熹格物致知之法，强调"即物而穷其理"，正是一种自觉的多角度认知训练。今人承此思维传统，故能超越单向度认知，在古今中西的视野融合中确立文化坐标。这种视角的多元性，使中国人得以既见传统文化之精髓，又识其流变；既明西方文明之长，又察其短，从而避免近代以来"全盘西化"或"盲目排外"的认知陷阱。

立场之定，根植于"义利之辨"的伦理自觉。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严辨"义利之辨"，皆为立场选择确立了道德尺度。当代中国人之文化自信，实源于对"人民立场"的集体认同。从"民为邦本"的传统政治智慧，到"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执政理念，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价值判断标准。观乎抗疫期间举国同心之状，可见此立场已内化为民族心理结构。那些为跨国资本张目者，恰如古之"挟夷自重"者，其立场悖离了"天下为公"的文化道统，故难获人心。立场之正，使文化自信不致沦为狭隘民族主义，而成为一种具有伦理正当性的精神自觉。

学识之基，在于"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的辩证统一。中华学术传统历来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知链条。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尤重认知与实践的统一。今人之文化自信，既源于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系统梳理（如"国学热"对典籍的现代诠释），也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这种学识结构，使中国人能够既深入传统又面向现代，既尊重历史又开拓未来。更重要的是，中国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使理性思维能力和历史文化知识得以在民众中广泛传播，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此三要素的统一，在当代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从"小康社会"理念对《礼记》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天下大同"思想的现代诠释，皆显示出中国人已建立起一种具有主体性的认知范式。这种范式既不泥古，也不媚外，而是在视角的多元性、立场的正当性、学识的系统性三者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非凭空而来，实乃认知方式成熟的自然结果。当中国人能够以开阔的视角审视传统，以正确的立场判断价值，以扎实的学识辨别真伪时，文化自信便如水到渠成，成为一种精神常态。此乃五千年文明积淀与当代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亦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认知保障。

论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与政治文化发展之道

视角、立场、学识三要素构成认知体系，此三者之于中国文化政治发展方向，实为根本。今人所谓文化自信，非凭空而生，乃基于此三要素之良性互动。

视角之要，在于"观其会通"。中华文明五千年，其视角非固守一隅，而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立体观照。如《周易》所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察方法，使中国人能"执两用中"，避免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现代中国学者承此传统，对西方文明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故能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这种视角能力，实为文化自信的第一源泉。

立场之本，在于"义利之辨"。中国传统讲求"正其义不谋其利"，此立场与西方个人主义大相径庭。当今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坚持人民立场，此乃承续"民为邦本"的古老智慧。观乎历史，凡背离此立场者，如文中所斥"带路党"之流，终将被历史淘汰。而坚守"天下为公"立场者，纵一时困厄，终将"德不孤，必有邻"。这种立场选择，构成文化自信的道德基础。

学识之道，在于"格物致知"。中华学术传统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五步修为法，与单纯知识积累迥异。当代中国教育虽借鉴西方体系，然其内核仍重思维训练，如钱学森之"大成智慧"教育理念。这种既开放又自主的学识体系，使中国人能"温故而知新"，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失文化主体性。

三者交融，方成文化自信。视角多元而不失主体，立场坚定而不失包容，学识广博而不失深度，此乃中国文化政治发展的认知保障。未来之路，当继续发扬此三者良性互动之传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在文明对话中保持定力，此实为中华文明复兴之正道。

论文化自信之本源：视角、立场与学识的三重辩证

视角、立场、学识三要素，实为认知世界的三重维度，亦为理解中国文化政治发展方向之锁钥。今人所谓文化自信，非凭空而生，实乃此三要素在历史长河中辩证统一之必然结果。

视角之辨，首在破除"盲人摸象"之局限。古人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中华文明五千年，恰似浩荡长江，非单一视角可窥全貌。自甲骨文至量子通信，自《周易》至人工智能，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多维视角。宋儒张载言"为天地立心"，正是这种全方位视角的哲学表达。当代中国人之所以能自然生发文化自信，正因为我们既能看到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也能读懂空间站里的中国结，这种跨越时空的视角整合能力，是其他文明体系所罕有的。

立场之正，根植于"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乃中华文化最深厚的立场传统。与西方文明"以个体权利为本"的立场不同，中国文化始终追求"群己和谐"的中道立场。从《尚书》"民惟邦本"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这种立场的连贯性构建了文化自信的伦理基础。所谓"带路党"之流，其病不在立场本身，而在立场与文明母体割裂，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真正的文化自信，必建立在对文明根脉的自觉守护之上。

学识之博，体现在"格物致知"的认知传统。王阳明言"知行合一"，点明了中华学问的本质特征。当代中国人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成就，实为传统"格物"精神在现代的延续。从张衡地动仪到北斗导航，从《齐民要术》到杂交水稻，这种学识传承不是简单的知识累积，而是认知方法与思维能力的创造性转化。西方学者常惊异于中国学生既能解微分方程又能诵《论语》，殊不知这正是中华文明"道器不二"的学识传统使然。

此三要素的辩证统一，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认知范式。在全球化浪潮中，这种范式既保持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定力，又展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创造活力。文化自信非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对自身文明基因深刻认知基础上的从容与开放。如朱熹所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中国人之文化自信，正源于这永不枯竭的文明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