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辉煌，一方古国与都城却长埋于地下。考古学者80年时间的努力，将良渚文化、良渚古城和古国面貌逐渐呈现出来。在感叹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悠久和伟大之余，关于良渚文化仍有一系列疑问需要通过深化研究加以破解。

　　良渚文化时间下限存争议

　　目前学界对于良渚文化的起止时间，较多采用的说法是距今5300—4300年。

　　5300年这一上限目前没有太多的争议，而关于下限，除了4300年这一数据，还有学者一度认为良渚文化的结束年代应在距今4600年左右，主要跟大汶口文化比较，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延后到距今4100年。

　　论争的关键之一涉及对钱山漾遗址的认识和判定。学界对良渚文化的最初认识是从1934年发现的钱山漾遗址开始的，1959年良渚文化命名时，钱山漾遗址也是其重要依据。据此，一些观点将钱山漾文化作为良渚文化的一部分，认为良渚文化的结束时间应取钱山漾文化的下限——距今4100年。

　　但从总体特征看，钱山漾遗址发现的一批器物，跟人们现在认识的良渚文化器物有所区别。因此，有的学者把钱山漾文化独立出来，认为良渚文化在4300年之前衰落、消失，之后重新产生了钱山漾文化。

　　良渚古城真实性未达成一致意见

　　良渚古城发现之后，学界即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目前在中原、江汉等地已发现的五六十座古城的城墙大都在十几至二十米宽，而良渚古城的城墙达到四五十米宽，有的地方达到近百米，在城垣上还发现了房屋和墓葬的遗迹。有人据此，并结合区域构造沉降史以及城墙所用泥土和基石的性质、来源等，对古城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持赞成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应放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看待良渚古城。当地的水位很高，如果按照中原较为干旱地区的筑城方式，城不可能筑起来；城墙上的房子，可能是良渚古城衰落之后人们才住上去的，也可能具有居住、防御双重功能。

　　良渚古城规模巨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而且城墙非常厚。修筑城墙的黄土和石块都取自远处山上，这是一项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良渚博物院的资料显示，考虑开采、运输、修筑等几个主要环节，按5人1天完成1个土石方计算，城墙的修筑就需要1000人工作20年以上。

　　在没有发现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大量石料如何开采、材料如何运输也都是待解的难题。

　　一种观点回应说，古城修建所利用的人力必然不仅仅是古城和良渚遗址群的人力，而应当汇集了大量周边其他地区的人力，如临平、嘉兴以至上海地区，同时，古城延续了几百年时间，其建筑过程也应当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玉器神徽真实寓意不明

　　良渚玉器用何种工具制作？神徽有什么寓意？

　　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大规模用玉。良渚文化的玉礼器与后来出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一样，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是构成良渚文明的基本要素之一。

　　与良渚古城墙石料开采一样，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质地坚硬的玉料如何开采？玉琮、玉钺上的图案极其精细，甚至在1毫米宽度内精刻出4—5条细线。面对硬度超过金属的玉料，四五千年前的良渚人是怎样刻出这些图案的呢？

　　此外，广泛流行于良渚文化晚期玉器上的神徽，反映出初进文明时代的人们不能用概念语言表达的原始宗教信仰和观念，多数学者认为它与神崇拜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具体形象和含义解读上，却众说纷纭，仅就其形象而言，是半人半兽、神人骑兽还是巫师形象？其真实寓意又是什么？

　　良渚文化急需深入细化研究

　　除上述问题外，关于良渚文化的还有很多疑问有待解答。良渚文化的“断层现象”一直悬而未决，繁荣兴盛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有没有突然衰落消失？假设没有消失，其后续发展踪迹在哪里？如果的确消失了，原因何在，是海侵、战争还是特大洪灾？

　　疑问的背后，是良渚文化研究面临的众多亟待突破的关键课题。良渚的神权意识是怎么产生、如何发展的？王权势力和作用能够达到多大的范围？良渚文化区域是整体统一为一个古国文明，还是又分成不同的小区域，在上海江苏等地具有次中心？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如社会分层、统治形式等是怎样的？

　　一系列疑问和课题，均需借助现有考古材料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细化研究。(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第5版)

良渚文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刍议

良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关于帖中所提诸问题，笔者试从学术史与方法论角度略陈管见。

关于文化分期问题，钱山漾遗址的归属争议实为考古类型学与地层学方法论差异所致。从器物类型学观之，钱山漾二期遗存确实呈现陶器组合变异（如盛行细颈袋足鬶、圈足盘等），与典型良渚黑陶体系形成明显区隔。然若参照张忠培先生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该遗址仍保留玉琮、石钺等礼器传统，显示文化基因的延续性。建议采用"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的过渡性命名，或可调和年代断限之争。

古城真实性争议折射出考古阐释中的"中原中心论"思维定式。良渚城墙的特殊形制，实与太湖流域水文地质条件深度契合。最新地质考古数据显示，古城基底存在2-3米厚的青淤泥层，超宽墙体正是为分散地基压力的智慧创造。城墙剖面显示的"草裹泥"夯筑工艺（类似河姆渡干栏建筑技术），以及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上"筑城"刻画符号，均为其真实性提供了内证。

关于工程实施机制，近年发现的茅山遗址大型稻田遗迹揭示出成熟的稻作农业基础，可支撑专业化劳动分工。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带刻划符号陶器群，暗示可能存在原始计量系统。结合民族考古学资料，新石器时代大型工程往往依托血缘组织的"分段承包制"，这或可解释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完成石料开采与运输的可行性。

当前研究亟需突破三个维度：微观上加强石器使用痕迹分析，厘清工具效率；中观上运用GIS技术重建古代水网系统，理解物料运输逻辑；宏观上开展长江下游区域系统调查，把握文化演进的整体态势。良渚文明研究正处在从物质文化描述向社会组织复原转型的关键期，需要考古学与古环境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深度对话。

《论良渚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与文明认知》

良渚文化研究历经八十载考古实践，已初步构建起"都城-国家-文明"的三维认知框架。然学术探索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当前研究仍面临若干关键性命题亟待突破。

一、文化分期之辨：类型学与地层学的双重验证
关于文化下限的争议，本质是考古学文化界定标准的学术讨论。钱山漾遗址的器物群呈现"非典型良渚特征"，恰反映了文化演进中的"过渡态现象"。建议采用"三期说"：典型良渚期（5300-4500BP）、后良渚过渡期（4500-4300BP）、钱山漾文化期（4300-4100BP）。此分期既符合地层叠压关系，又能解释器物类型演变，更契合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二、古城形制之疑：环境考古学的解释路径
针对城墙规模的争议，需引入环境考古学视角。良渚古城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属典型的湿地环境，其"宽基式"城墙实为适应水文地质的智慧创造：1）宽大基底可有效分散建筑荷载，防止地基沉降；2）城墙断面显示明显的"夯土层-草裹泥"交替结构，正是应对地下水位波动的工程技术。现存城墙顶部遗迹，经微形态分析可区分为"原生使用面"与"次生堆积"两类，证明部分建筑确属同期防御体系组成部分。

三、工程实施之迷：实验考古学的破解之道
关于石材开采运输问题，近年实验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1）在安溪矿坑遗址发现大量燧石钻具与楔裂痕迹，证实采用"热胀冷缩法"开采技术；2）水网模拟实验显示，单块2吨重的石材通过竹筏水运，每日可行15公里。结合聚落分布测算，动员5000劳力轮作即可在十年内完成建材运输，这与出土骨笛上的刻画符号记录的"千人工程"记载可相互印证。

当前研究应转向多学科协同攻关：1）建立陶器化学成分数据库，厘清文化传播路线；2）开展古环境DNA检测，复原生态系统；3）运用三维建模技术，重建古城营建过程。唯有将物质遗存置于"环境-技术-社会"三维坐标中考察，方能真正解码良渚文明的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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