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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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不同之处以本版本为主）

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的历史定位与文明演进意义探赜

二里头遗址作为探索夏商文明的关键性遗址，其四期晚段遗存承载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重要历史信息。赵海涛先生此文立足于详实的考古材料，对这一特殊时段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从方法论而言，该研究严格遵循考古类型学分析路径，对四期晚段陶器组合进行了细致的分型分式。特别是对鬲、斝等典型器物的演变序列重建，不仅完善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标尺，更揭示了陶器群由二里头风格向二里岗风格过渡的渐变轨迹。这种微观层面的器物形态学观察，为宏观层面的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坚实依据。

就历史维度考察，四期晚段正处于二里头都邑功能转型的关键节点。遗址中出现的夯土建筑基址延续使用与新建工程停滞的并存现象，宫城区域贵族墓葬规格的明显下降，以及铸铜作坊生产活动的持续性特征，共同勾勒出一个渐趋衰落的都城图景。这些考古现象恰可与文献记载中的"夏商更替"相互参证，为理解早期王朝权力转移提供了物质文化层面的观察窗口。

在文明演进层面，四期遗存呈现的文化二元性特征尤为值得关注。一方面延续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逐渐吸纳下七垣文化因素，这种文化交融现象实则是中原文明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体现。都邑功能的嬗变过程，折射出中国早期国家从"多元一体"向"一体多元"发展的重要转型。

该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完善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体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物质文化变迁的精细分析，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四期晚段作为文化转型的"临界态"，其研究价值正在于它记录了文明基因重组的历史瞬间。未来研究或可加强科技考古手段的应用，通过陶器成分检测、金属器同位素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揭示文化交融的物质基础与技术传播路径。

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的历史定位与文明意义探赜

赵海涛先生《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一文，以严谨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系统梳理了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的层位关系与器物群特征，为夏商分界这一重大史学命题提供了关键性物质证据。本文拟从国学视角，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对此研究作学术延伸讨论。

一、礼器制度演变与王朝更迭的物证
四期晚段出土的陶礼器群呈现鲜明的"新旧交融"特征：鼎、爵、盉等典型二里头式礼器虽延续三期形制，但已出现器壁增厚、足部简化等工艺变化；同时，鬲、甗等商式炊器开始渗入礼器组合。这种"器以藏礼"的渐变过程，恰与《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形成互证，暗示商文化因素在夏末已开始向核心礼制领域渗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的青铜斝与陶爵共存现象，或可对应《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鸡彝，殷以斝"的礼器嬗变记录。

二、宫室建制中的"损益"之道
遗址Ⅲ号基址群呈现的"毁弃-重建"现象颇具深意。新发现的夯土台基虽沿用二里头传统的南北轴线布局，但柱网结构已显现出早商宫殿的雏形。这种"因革"式的建筑演变，正合于《论语·为政》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的文化传承模式。尤其台基边缘出现的祭祀坑与卜骨遗存，或反映商族"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宗教传统开始影响夏都祭祀体系。

三、文字符号系统的文明延续性
四期晚段陶器刻划符号虽仍属图画文字范畴，但已出现与郑州二里岗早商甲骨文相似的"目""矢"等构形元素。这种文字胚胎的延续性，印证了《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的文字发生观，表明夏商文字变革当为渐进过程，而非断裂式更替。某些符号与偃师商城出土陶文的相似性，尤可佐证《古本竹书纪年》"汤自商丘迁亳"的路线记载。

要之，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实为华夏文明"连续中的变革"这一本质特征的物质见证。赵氏研究通过微观的陶器分期，揭示了宏观历史进程中"殷革夏命"的文化实相，其方法论对重构三代信史具有范式意义。未来研究或可加强多学科交叉，如通过陶器残留物分析验证《夏小正》所载祭祀用酒等记载，进一步揭示夏商礼制转换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