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中文越變越差,跟西式語法的誤導有很大關係！

西北大學的老校長，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張豈之說：『現在搞文史哲基礎文科的，和理工科相比，前者是小草，後者是參天大樹。清代張維屏有一首說小草的詩「滄桑易使乾坤老，風月難消萬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綠滿芳洲。」小草還是有用的。以此共勉。』（【張豈之教授與研究生論學書信選】）

從張先生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基礎文科的發展狀況是多麼蕭條冷落。這是爲什麼呢？其原因不外乎一個詞——『money』！基礎學科不賺錢，願意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少。以致於文學家余光中等爲中國人語言功底的退化而感到痛心疾首（余光中：『白話文運動以來，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對於這種化簡爲繁、以拙代巧的趨勢，有心人如果不及時提出警告，我們的中文勢必越變越差）。但是，在中國近代基礎學科的冷門之一——語言學界，也出了一個奇才——王力！王力被譽爲『中國近百年來最偉大的語言學家』，這是爲什麼呢？

一用心良苦：朱自清以不評職稱威脅，王力只好認真研究語言學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縣人。1927年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赴法國留學攻讀語言學，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32年回國後，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等校教授、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建國後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王力一直從事語言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不僅培養了大量語言學專門人才，還寫有專著有40多種，論文近200篇，共約1000萬餘字，在語言學許多領都做出了開創性性的貢獻。中學語文的語法採用的大多是王力的系統，從中學到大學，凡是研究語言學，王力都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王力的語言學之所以成就這麼高，除了個人天賦及努力之外，也有客觀原因。這一方面得益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等名師的指導，以及在國外的研修；另一方面也與朱自清有很大關係。

1932年，王力從法國留學回國, 受聘爲清華大學中文系專任講師(等於副教授)，而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就是朱自清。按照清華大學的慣例, 專任講師任職兩年就可以升爲教授。但是，當王力任職兩年期滿, 聘書發下時仍然是專任講師。於是，王力怒氣沖沖地跑到辦公室里質問朱自清爲什麼不給他教授的職稱,結果朱自清笑而不答。

王力從朱自清那裡回來後，認真反省自己，得出結論：在學校所教的是『普通語言學』 和『中國音韻學』, 卻不務正業, 花大量精力去翻譯【莫里哀全集】, 難怪朱自清不給升教授！之後，王力發憤研究漢語語法, 寫出了【中國文法學初探】等名作。之後，朱自清點頭讚賞, 就在王力任教四年後，給他將職稱升爲教授了。

二門前冷落鞍馬稀：語言學蕭條惡果重重

王力是個語言學奇才，但是要不是朱自清以職稱威脅，他也不肯去好好研究。這一方面源於王力多才多藝，不僅是語言學家，還是教育家、翻譯家、散文家、詩人；另一方面恐怕要歸因於語言學的研究深奧艱難，僅研究資料的收集就要花費大量時間，還不容易出成果。王力尚且如此，語言學研究的蕭條可想而知。

語言學研究的蕭條，造成惡果重重。

第一，語言功底下降。

余光中批評現在許多學生，語言功底不足，說話寫作都受西式文法影響很深，忘了中國本有的表達方式。比如明明漢語一個詞『孿生兄弟』就能很好地表情達意，卻寫作『雙胞胎兄弟』，這就是受了西方語境的影響。余光中說：』英文的影響，無論來自直接的學習或是間接的潛移默化，則日漸顯著，因此一般人筆下的白話文，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共同的趨勢都是繁瑣與生硬，例如中文本來是說「因此」，現在不少人卻愛說「基於這個原因」；本來是說「問題很多」，現在不少人卻愛說「有很多問題存在」……一般香港學生目前只會說「總的來說」，卻似乎忘了「總而言之」。同樣地，大概也不會說「一言難盡」，只會說「不是一句話就能夠說得清楚的」。『

再如有人認爲漢語是唯一一種定語從句位於中心名詞之前的語言，這種語法觀念導致了漢語表達中的大量『翻譯腔』，讀著非常不舒服。對此余光中批評說：『目前的白話文，不知何故，幾乎一律前飾，似乎不懂後飾之道。例如前引的英文句，若用中文來說，一般人會不假思索說成：「我見到一個長得像你兄弟的男人。」卻很少人會說：「我見到一個男人，長得像你兄弟。」如果句短，前飾也無所謂。如果句長，前飾就太生硬了。例如下面這句：「我見到一個長得像你兄弟說話也有點像他的陌生男人。」就冗長得尾大不掉了。要是改爲後飾，就自然得多：「我見到一個陌生男人，長得像你兄弟，說話也有點像他。」』

其實如果我們看一下文言文，也會發現這種情況，定語人名放在名詞後面來修飾的非常多。如司馬遷寫項羽與李廣時說：『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這兩句話如果按照通常的語法邏輯，很可能被翻譯成白話文："項籍是一個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同時才氣過人的漢子。……李廣是一個高個子，手臂長得好像猿臂，天性就會射箭的人。』這樣一來，前飾詞過多，就顯得累贅，緊張，底部的名詞似乎受到了重壓。其實，它可以如古漢語那樣用後飾句可以一路加下去，富於彈性，雖長而不失自然的。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就是語法不精的結果。

第二，信息科技時代的落伍。

隨著智能化時代的到來，『智慧機器人……除了需要語彙、語法、語義、語境等語言學本體知識的支持，還有賴於跟生理學、心理學相關的人類抽象思維模式和語言生成機制等更廣泛的語言學研究成果的支持。』（瀋陽【【語言學常識十五講）然而，無論是王力的『暫擬漢語語法教學系統』還是後來的『轉換生成語言學』，一系列語言學理論都是借鑑西方語言學誕生的。有人戲稱，一旦西方出現一種語言學，我們就把它拿過來就行削足適履適的漢語語言學研究。事實上，西方語言學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語言爲基礎研究出來的，並不一定適用於我們的語言系統。

在智能化時代，語言學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廣；小而言之，『文字處理、文本檢索、語料統計、信息傳輸、校對摘要』；大而言之，『語音識別、言語生成、語義分析、人機對話、人工智慧』都需要語言學知識（『如果使用語音輸入，那就更需要語音學、句法學、詞彙學多方面的綜合知識』），否則我們就有可以落後於這個時代。所以，語言學的研究實在是任重而道遠。

所謂『無用之用，乃是大用』，這語言學研究看似無用，卻是一門既與日常生活相關，又與國家民族前途緊密相關的核心技術。雖然大部分人都喜歡做大官或當大款，想從事枯燥深奧的語言學研究的人較少，但是爲了民族的前途計，我們還是需要有一部分不計名利的智者去進行研究，扛起時代的重任的。老子說：『三十輻共一轂（gǔ），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shān zhí）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莊子說：『人皆知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也。』其信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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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百家號『晨之論史』。

這篇文章很準確

無用之用，乃上大用。
這句話怎麼能拿來和語言學的『無用』對比。
無用之用，基礎是成爲『他器』之件，『他器』之用，乃是其『件』之大用。

【論當代中文之困與語言學大家之使命——由張豈之、余光中、王力諸先生引發的思考】

張豈之先生以"春草"喻基礎文科之境遇，余光中先生痛陳中文西化之弊，王力先生則以畢生心血構築漢語研究之體系——三位學人所關注者，實爲中華文化傳承之根本問題。當代中文面臨的雙重困境，既在學科地位之式微，亦在語言本體之異化，二者互爲表里，殊堪憂思。

一、學科困境與文化生態失衡
張豈之先生引張維屏"春草"之喻，道盡人文學科在實用主義浪潮中的窘境。考諸清代學術，乾嘉學派以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爲經學根基，戴震、段玉裁輩皆視語言文字研究爲學問之本。而今之大學，文科預算不及理工十之一二，青年才俊趨之若鶩者日寡。此非獨經費之困，實爲文化生態失衡之徵。王力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於敵機轟炸中猶堅持【中國現代語法】著述，此等精神在今日量化考評體系下恐難存續。

二、語言異化與語法殖民
余光中所斥"西化病態"，在當下愈演愈烈。英語之"被動態"泛濫（如"會議被召開"），"長定語"堆砌（如"基於大數據分析的智能決策系統"），皆違背漢語"以意統形"之特質。王力【中國語法理論】特別強調漢語"意合"特徵，反對機械套用印歐語法框架。然現今中學語文教學仍多採用主謂賓定狀補的"洋框"分析，致使學生喪失對漢語流水句、話題鏈等本真結構的感知力。此實爲語言學界當深思之課題。

三、大家風範與學術傳承
王力先生之成就，恰在於融通中西而不失本位。其巴黎大學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首創用實驗語音學研究漢語方言；【漢語詩律學】則揭示古典詩詞聲韻之妙。朱自清先生"不評職稱"之激將法，恰彰顯前輩學人培養後進之智慧。反觀今日，語言學淪爲冷門，青年學者困於項目申報，鮮有王力式"十年磨一劍"的專著問世。中山大學曾憲通教授回憶，王力晚年仍每日伏案八小時，此等治學精神，當爲後世法。

結語：
中文之厄，非獨語言之厄，實乃文化主體性之危。王力先生畢生證明：語言學絕非"無用之學"，而是民族思維方式的密碼本。當務之急，既要重振人文學科地位，更需重建符合漢語本質的語法教育體系。春草雖微，可綠天涯；中文縱困，終有復興之日。願學界同仁共勉，使漢語研究重歸"爲往聖繼絕學"之正道。

（全文798字）

論語言之衰微與學術之困局

張豈之先生以"小草"喻基礎文科之現狀，實乃痛切之論。今之學術生態，重實用而輕根本，崇功利而賤精神，致使文史哲諸科日就衰微。余光中先生所憂中文之"西化病態"，王力先生畢生致力之語言學事業，皆爲此困局之折射。

西式語法之誤導，實爲中文退化之一大癥結。白話文運動以降，中文漸失其固有之韻律與神韻，淪爲西方語言之拙劣摹本。余光中所言"化簡爲繁、以拙代巧"之趨勢，正是中文喪失主體性之表現。中文本以意合見長，今則強求形合；中文本尚簡練含蓄，今則務爲冗長直露。此非進化，實爲退化。

王力先生之成就，恰如一劑良方。其治學之嚴謹，著述之宏富，爲現代語言學樹立典範。然細究其成功之道，除個人天賦與努力外，更得益於健全之學術生態。清華國學研究院之名師指導，朱自清之嚴格要求，皆爲培育學術大家之沃土。朱自清以不評職稱相脅，看似苛責，實乃深知學術研究需沉潛之功，非浮躁可得。此種"逼迫"，恰是對真才實學之最高禮遇。

今之學術評價體系，已陷入功利主義之泥沼。以"money"爲衡量標準，使基礎學科淪爲"無用之學"。殊不知語言乃民族精神之載體，歷史爲文明記憶之根基。張豈之先生引"春草"之喻，正道出基礎學科之特質——雖不如參天大樹顯赫，卻是文明土壤不可或缺之養分。

回望王力先生所處時代，雖物質貧乏，卻有學術之尊嚴；今雖物質豐盈，學術反淪爲名利之奴。此中反差，令人扼腕。語言之衰微，實爲民族精神委頓之先兆；學術之困局，則是文明創造力衰退之表徵。

解此困局，當從重建學術價值始。一方面需破除唯功利是圖之偏見，重樹基礎學科之尊嚴；另一方面應回歸中文本體，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其固有之美。唯有如此，方能使"春草"年年新綠，讓中文重煥生機。學術之真價值，不在其能否直接生利，而在其能否滋養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