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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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探索

(作者：李延祥 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張登毅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文博系，何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郭智勇 山西博物院研究，郭銀堂 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原文刊於：【文物】2018年第2期）

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芻議

李延祥、張登毅等學者所撰【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探索】一文，以科技考古與文獻考據相結合之法，揭示了先秦時期綠松石資源的流通網絡與文化互動，其研究視角與方法頗具啟發性。今就文中要旨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產源分析之方法論意義
文中採用X射線螢光光譜（XRF）、雷射剝蝕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LA-ICP-MS）等技術，對山西絳縣周家莊、翼城大河口及忻州游邀遺址出土綠松石進行微量元素與稀土元素測定，並與湖北竹山、陝西洛南等礦源數據比對。此實證研究路徑，突破了傳統考古學依賴類型學與地層學的局限，爲探索先秦資源貿易提供了微觀尺度證據鏈。尤其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之差異，揭示了周家莊綠松石或源自鄂西北，而大河口部分樣本則與豫陝礦區關聯，印證了【尚書·禹貢】"
厥貢璆琳"（璆琳即綠松石）所載荊、梁二州貢道之歷史實態。

二、文化傳播與政治地理之映射
綠松石作爲禮器材質，其空間分布暗含權力網絡。文中指出翼城大河口（霸國）遺址綠松石製品工藝精湛，且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物成分相近，或反映商周之際"
方國聯盟"體系下的資源再分配。此與【左傳】"
錫之不毛之地，鹽滷之邑"的記載相呼應，表明稀缺資源的控制權實爲早期國家維繫政治認同的重要手段。而游邀遺址樣本的本地化特徵，則可能體現戎狄族群對中原禮器文化的選擇性吸收，恰合【史記·匈奴列傳】"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之族群經濟形態差異。

三、技術史視野下的工藝傳承
顯微觀察揭示的線切割痕跡與鑽孔技術，暗示山西地區綠松石加工可能承襲自二里頭文化玉作傳統。此與【考工記】"
玉人"
職守記載相參證，可見三代手工業專業群體的跨區域流動。尤其周家莊遺址綠松石嵌片與青銅器共出現象，恰爲【詩經·淇奧】"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的禮器組合提供了物質註腳。

結語
該研究以物見人，通過微觀產源特徵勾連宏觀文明進程，其多重證據法尤值借鑑。然先秦礦冶遺址發掘有限，未來若能將同位素示蹤與甲骨文、金文中的"
貢玉"
記載互證，或可進一步還原"金道錫行"之外的"綠松石之路"。

（按：本文所述觀點皆基於原論文數據，特此說明。）

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芻議

頃閱李延祥、張登毅諸君【山西三處先秦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產源特徵探索】一文（載【文物】2018年第2期），深感此研究於先秦物質文化交流史頗具發微之功。今試從國學視角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綠松石與先秦禮制之關聯
綠松石自古爲華夏重器，【尚書·禹貢】載雍州貢品"璆琳琅玕"，孔傳釋"琳"即綠松石，足見其早爲王朝禮制之物。山西三處遺址（陶寺、清涼寺、下靳）所見綠松石製品，其形制多與佩飾、鑲嵌器相關，恰合【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之制。尤可注意者，陶寺遺址出土嵌綠松石銅牌飾，或爲夏代"金玉共振"禮制雛形，與二里頭文化遙相呼應，印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的記載。

二、產源考據中的"地氣"說
諸君通過微量元素分析，判定綠松石礦源可能來自鄂西北、陝南等地。此論與先秦"方物"觀念暗合。【考工記】云："橘逾淮爲枳，地氣然也。"古人早知物產皆具地域特性。今以科技手段實證礦料流轉，恰爲【禹貢】"任土作貢"制度提供物質佐證。值得注意的是，清涼寺墓地綠松石珠與陶寺製品成分差異，或反映廟底溝二期至龍山時代不同族群對礦源的控制權更迭，此即【左傳】"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之微觀體現。

三、工藝紋飾的"文質"之辨
文中提及嵌片工藝的標準化傾向，實暗合儒家"文質彬彬"之道。陶寺綠松石獸面紋飾的規整性，已見"致飾然後亨則盡"（【易·賁卦】）的早期美學實踐。而清涼寺珠飾的簡樸風格，或爲"大禮必簡"（【禮記·樂記】）的原始表達。二者工藝差異，恰是先秦"禮以別異"社會分層之物質投射。

四、餘論：多學科互鑒之必要
是文融合考古學、科技史與礦物學，此正【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之現代詮釋。然若輔以金文"賜貝卅朋"等記載，或可進一步探討綠松石在先秦貨幣經濟中的潛在角色。建議後續研究可參【爾雅·釋器】"玉謂之雕，石謂之琢"等訓詁，深化對加工術語的文獻印證。

要之，此項研究不僅揭示先秦礦料流通網絡，更爲理解"器以藏禮"的華夏文明特質提供新證。昔王國維倡"二重證據法"，今觀此篇，可謂"三重證據"（文獻、實物、科技分析）之典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