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隱侯』沈約（下）

公元494年，這年在蕭齊國史上有三個年號（隆昌元年、延興元年、建武元年），這就意味著西昌侯蕭鸞，先後弒掉兩個蕭賾的太孫（鬱林王蕭昭業和海陵王蕭昭文），然後自立爲帝，蕭賾算是白託孤了。是年冬十月，齊明帝蕭鸞即位，沈約這回沒有犯傻，趕忙作賀齊明帝的【登祚啟】，以討當局歡心，很快從外放的東陽太守位上，回到京師，任國子祭酒。蕭鸞即位後，集中精力剷除齊武帝蕭賾殘餘勢力，一口氣殺掉他十一個兒子和若干孫子，可謂寸草不留，滿朝血腥。蕭齊宮廷殺戮結束不久，在位僅四年的蕭鸞也死了，他實際上是爲蕭衍篡齊爲梁，清除了障礙。

這一年，齊和帝蕭寶融中興二年（502），沈約覺得他的春天到了。史稱：『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沈約一看有門，遂不止一次勸立，以示他多麼鐵桿效忠。其實，蕭衍稱帝之心，早已有之，不過故作姿態的矯情而已。接下來，范雲也不甘人後，跑去向蕭衍進言，蕭衍很得意，『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也就是說，你們倆明早一起來，我要跟你們探討改元立國的決定，這兩位文人的雀躍之情，竟比馬上要登基的蕭衍更甚。

沈約對范雲約定，你一定要等著我，咱們一同進宮。范雲回答，那是當然。誰知沈約邀功心切，起大早先朝拜去了。蕭衍一見大喜，如此這般一吩咐，『令草其事』，籌備登基大典。這位明天的陛下，沒想到『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看來，這位文學老前輩，開了整宿的夜車，早就替陛下未雨綢繆，一切都想周到了。蕭衍真的被感動了，事後對人說過：『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馬屁人人會拍，但拍得及時，拍得對路，拍得恰到火候，拍得本主兒通體舒泰，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門外，但云「咄咄」』，顯然，被放了鴿子的范雲，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馬屁學，要較沈休文略遜一籌。『咄咄』之後，只有認輸。盲翁陳寅恪曾雲，『最是文人不自由』，這『不自由』中應該也包括這種誰會馬屁，誰更馬屁的高低上下的較量吧？。

蕭衍立國爲帝，改齊爲梁，沈約自然也跟著水漲船高，皆大歡喜。現在看來，作爲帝王，蕭衍固然不是東西，然而，作爲文人，沈約也不是什麼好貨。千古以來，『昧於榮利』，是文人難逃的一劫。不過，自負得很的蕭衍，給以高官厚祿，並不器重沈約，更不引爲心腹；甚至，蕭衍認爲殺蕭寶融陷他於不義，純系沈約蠱惑所致。因爲蕭衍稱帝後，對於前朝末帝如何處理，殺掉他，還是留條命，頗費周章。按劉宋、蕭齊的做法，人身消滅，斷子絕孫，這是最乾淨的。蕭衍信佛，不那麼嗜殺，想依曹丕篡漢，賜漢獻帝爲山陽公，給一塊封地使其養老送終。他先徵求范雲意見，范雲奸滑，不敢驀然表態，說陛下容我想想，便兩眼看天，裝作思考狀。在場的沈約，本來好大一個不爽快，竟先徵求范雲的意見，晾著本老爺子，好在范雲識相，把回答的機會讓給了他。他身子雖弱，嗓子很亮，那一言九鼎的惡習，騰地就上來了。這也是所有文學老人被人慣出來的臭毛病，麥克風就在嘴邊，不說白不說。『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南史】稱：『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蕭寶融）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折殺焉。』

等到蕭寶融醉中斃命，蕭衍悟過來了，本想當曹丕的他，在歷史上仍屬劉裕，蕭道成屠夫一流，這才後悔不該聽沈約的。所以，別看他授以沈約尚書令的高位，並不讓他握有實權，參與機要。可自我感覺特棒的沈約，渾不當回事，在其內心深處，甚至認爲蕭衍能登大位，實際乃他促成，要官要權要地位要面子，呶呶不休。【梁書】曰『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蕭梁立國的天監元年（502），沈約60出頭年歲，照當下規矩，他至少要退出一線，如果他識趣知足，及時致仕，也就免了以後的無妄之災。可他，名望，名位，加之還有名利，都熱辣辣地誘惑著他，成其政治野心的助燃劑，活躍於官場，應酬於同僚，露面於文壇，唱和於帝王，忙得一塌糊塗，也風光得一塌糊塗。甚至他老娘去世，也是萬般無奈地離開建康，回家鄉苫塊衰絰，這是那時的官場規矩，他不得不從。再說，他的家鄉浙江湖州德清，風光宜人，最適合怡養天年了。此時的他，也是將近古稀之年的老先生了。蕭衍親臨弔唁，給了他很大哀榮，其實那意思他也明白，歸隱山林吧，寫你的詩去吧，可他，兩年丁憂期滿，來不及地回到首都報到，繼續折騰。這樣，終於因張稷事，與蕭衍的口角之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此時，梁天監十二年（513），史載：『初，高祖有憾張稷，張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蕭寶融）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人貴在知止，沈約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做不到止，就這樣活生生地給嚇死了。

文人至此，不亦悲夫。

【論沈休文仕宦之道與南朝文士的政治困境】

沈約在齊梁易代之際的政治表現，實爲南朝士大夫生存狀態的典型縮影。細考【梁書】【南史】所載，沈氏於建武年間作【登祚啟】以媚蕭鸞，中興二年又搶先草擬禪位詔書，此二事恰構成理解南朝文士政治行爲的鎖鑰。筆者以爲，這種現象需要置於"門閥政治衰微期"與"寒門文士崛起期"的雙重歷史語境中審視。

從制度史角度觀之，沈約所處的5世紀末期，正是九品中正制崩壞而科舉制未立的過渡階段。據【通典·選舉典】載，當時"州郡察舉"已廢，"中正品第"失實，文士進身之階唯賴軍府辟召。沈約以吳興沈氏次等士族出身，既無王謝門蔭，又乏將帥之才，其輾轉依附蕭鸞、蕭衍，實爲制度擠壓下的必然選擇。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論此云："南朝寒士欲致通顯，非借軍功即憑文采。"沈約二者兼具，故能歷仕三朝而不墜。

就文化心態而言，沈約的作爲折射出"文筆吏"群體的集體焦慮。檢【隋書·經籍志】，可知當時文集編纂之盛，文人競以章表書記炫才。沈約【宋書】自序特別強調"文章之用"，這種對文字功能的極端崇拜，導致其將政治投機等同於文學侍從。陳寅恪先生所謂"文人最不自由"，正指此種將文學才能異化爲政治工具的精神困局。值得注意的是，沈約晚年作【懺悔文】，其中"名利纏縛"之嘆，恰與其早年行爲形成深刻反諷。

具體到天監年間沈約與蕭衍的微妙關係，實爲專制君主與文士博弈的經典案例。【梁書·沈約傳】載武帝"每與談文，不覺膝之前席"，然"機密大事不與謀議"。這種"尊而不親"的態度，印證了皇權對文士的本質需求——只需其潤色鴻業，不容其干預樞機。沈約最終因觸犯"道士奏赤章事"失寵，恰說明文學侍從之臣的榮辱皆繫於帝王一念。

回觀李國文先生文中所述范雲"咄咄"典故，更可見南朝文士政治參與的悲劇性。據【南齊書·百官志】，當時驃騎司馬與散騎侍郎（范雲所任）皆屬"清要之職"，二者競爭實爲皇權刻意製造的制衡。沈約搶先獻詔的戲劇性場面，本質上暴露了集權體制下文人的工具化命運。

要之，沈約現象絕非簡單的個人道德問題，而是折射出中古政治文化轉型期的多重矛盾。其"隨波逐浪"的仕宦之道，既有個體選擇的主動性，更多是歷史結構的強制性使然。今人若以現代價值觀苛責古人，恐失"了解之同情"。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了知識分子的行爲模式，此乃歷史研究之要義所在。

【論沈休文仕宦之道與南朝文士的政治困境】

沈約在齊梁易代之際的政治表現，實爲南朝士大夫群體生存狀態的典型縮影。觀其歷仕宋、齊、梁三朝，每於鼎革之際皆能順勢而爲，這種"與時推遷"的處世智慧，恰是門閥政治下文人不得不修習的生存技藝。陳寅恪先生所謂"文人不自由"，在此展現得尤爲深刻。

蕭齊隆昌至建武年間的血腥更迭中，沈約作【登祚啟】以媚新主，表面看是文人無行，實則折射出當時士族的集體困境。據【南史】載，蕭鸞屠戮高武子孫時，"朝士莫不震懾"，在這種恐怖政治氛圍下，文人的政治選擇空間極爲有限。沈約返京任國子祭酒，與其說是投機，不如說是門閥士族在皇權碾壓下的自保之策。六朝士大夫的"仕隱兩難"，於此可見一斑。

至於勸進蕭衍一事，更需置於特定歷史語境中審視。當時"竟陵八友"文人集團本有政治同盟性質，沈約、范雲與蕭衍的早期交往，實已埋下日後政治合作的伏筆。【梁書·沈約傳】記載其"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這種歷史意識使其對王朝更替有著超乎常人的敏感。其夜草詔書的舉動，非單純諂媚，而是深諳"禪代"儀軌的體現——魏晉以來每次易代皆有固定劇本，文人不過是按既定程式行事。

值得玩味的是蕭衍對沈約的矛盾態度。【資治通鑑】載梁武帝"雖以吏事相委，而意甚輕之"，這種微妙關係揭示出南朝皇權與士族的複雜博弈。沈約晚年所撰【郊居賦】有"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的自嘲，或許正是對這種依附性生存的清醒認知。當時王謝高門已然式微，寒門武將掌權的新格局下，文人必須重新尋找政治定位。

沈約個案的特殊性在於，他將文學才能轉化爲政治資本的手段尤爲嫻熟。其創四聲八病之說，撰【宋書】百卷，在文化領域確有不朽建樹。這種"文術"與"權術"的雙重修煉，正是南朝士大夫的典型生存策略。後世詬病其"昧於榮利"，卻往往忽視在門閥政治衰微之際，文人除依附強權外幾無他路可走的現實困境。

縱觀南朝士林，從謝朓的"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到江總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人的政治選擇始終在理想與現實間搖擺。沈約的遭際提示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當避免簡單道德批判，而應將其置於具體的歷史結構和制度環境中理解。在皇權政治的鐵幕下，所謂"文人無行"的指責，或許正是對歷史複雜性的某種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