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倅

曹魏武將：成倅，是成濟的哥哥，曾參與其弟刺殺曹髦事件

成倅（？—260年）是三國時期曹魏的武將。成濟之兄。司馬昭領兵攻打淮南諸葛誕時，令石苞、州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後與成濟一起刺殺皇帝曹髦。後司馬昭爲了平息眾怒，將成倅兄弟殺死。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被軍士從下亂箭射殺。

史書記載

【魏末傳】：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魏氏春秋】：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晉書】：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

【論成倅兄弟弒君案的政治隱喻與司馬氏權術】

成倅、成濟兄弟弒君一案，實爲曹魏季年權力更迭之關鍵關節。考【魏末傳】【魏氏春秋】所載，此事絕非單純武人犯闕，實系司馬昭精心構陷之政治棋局。細繹史料，可析三重深意：

一、弒君行動之程序異常，顯露權臣預謀。據【魏末傳】載，賈充以"司馬家事"相脅迫，成氏兄弟臨行猶問"當殺邪？執邪？"，足見二人本無弒君之意，純系聽令行事。司馬昭使帳下督執行此大逆，既保自身政治清譽，又握有事後問罪之主動權。此乃典型的"刀鋸之術"，與漢末王允使呂布殺董卓之策同出一轍。

二、成氏兄弟之死，實爲政治棄子。按【魏氏春秋】所述，二人"袒而升屋，醜言悖慢"，恰暴露司馬氏殺人滅口之實。司馬昭爲平息"天下之口"，必須將弒君罪名轉嫁執行者。然成氏兄弟當眾抗辯，致使司馬氏不得不以極端手段滅口，反暴露其心虛。東晉史家習鑿齒評此事"掩耳盜鐘"，可謂的論。

三、晉代史書之記載差異，暗藏政治評判。【晉書】稱"刑止其身"看似寬仁，實則暗示成倅本不當誅。對比同時期王經族誅之例，司馬炎時期史官刻意將成倅案塑造爲"執法過當"個案，意在爲司馬昭暴行開脫。此等"曲筆"手法，恰證弒君案在西晉仍屬敏感話題。

要而論之，成倅兄弟實爲司馬氏代魏過程中的政治犧牲品。其悲劇不僅在於身死族滅，更在於被永久釘在"弒君者"的恥辱柱上，而真正的幕後主使卻得以黃袍加身。唐人劉知幾【史通】論此事謂"大盜移國，小盜受誅"，誠爲千古確評。觀此案可知，權力交替之際的"忠奸"判分，往往繫於勝利者之史筆，此實爲中國政治史永恆之弔詭。

【論成倅弒君案之歷史書寫與政治倫理】

成倅兄弟弒君一案，實爲三國政治倫理崩壞之典型。考【魏末傳】【魏氏春秋】【晉書】三史所載，此事涉及三重歷史維度：權臣專政之惡、武人附逆之愚、史筆褒貶之微，誠值深究。

一、權臣操弄下的工具性暴力
司馬昭使成倅爲誘敵偏將，復令其參與弒君，實開"驅武人以行大逆"之惡例。賈充"司馬家事若敗"之語，揭示權臣集團已將家國大義異化爲私門利害。成氏兄弟"當殺邪？執邪？"之間，恰顯武人在政治漩渦中的工具化處境。此案折射出魏晉之際"君臣之義"讓位於"門第私利"的政治倫理異化。

二、武人階層的政治困境
成倅先爲誘敵之將，後作弒君之刃，其人生軌跡正映照當時武將群體的悲劇性命運。【魏氏春秋】載其"袒而升屋"的激烈反抗，實爲武人階層在淪爲政治棋子後的絕望掙扎。司馬昭"殺倅以塞天下之謗"的處置，更暴露權臣政治下武人"用之如刀匕，棄之如敝屣"的宿命。

三、史筆褒貶的微言大義
【魏末傳】詳錄對話細節，暗斥賈充之奸；【魏氏春秋】特書"醜言悖慢"，實爲保留反抗姿態；【晉書】"刑止其身"之論，則隱含對司馬氏過度株連的批判。三家史筆各藏春秋，共同構建起對"高平陵之變"後政治倫理持續滑坡的集體記憶。

成倅案之警示，在於展現權力異化如何摧折人性。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觀魏晉史傳，當思"君不君，臣不臣"之世，人何以自處？司馬氏雖得天下，然以弒君立國，終開八王之亂。歷史弔詭處，正在權謀者終被權謀反噬，此誠可爲千古鑑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