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吃瓜群眾』們爲何最愛這些市井小故事

美國著名漢學家高居翰在其【圖說中國繪畫史】中有這樣一種觀點：中國書畫藝術以宋代爲分水嶺。宋以前，書畫家極力推崇逼真，直逼古人爲上，如臨其境爲美，至於宋，這種觀念指導下的藝術臻於成熟。自宋以後，書畫藝術家另闢蹊徑，以表現自我爲上，手法上則表現爲我寫我心，舍形而悅影，輕像而重意，不再受中古時代的圭臬所左右，繪畫走得尤其遠。

這和近古中國社會的變遷有關。元代統治者極力排擠漢人，傳統知識分子的從政空間很小，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主流文化體系即廟堂體系，走向江湖，走向個人興趣，並以此爲生。因爲不能在體制內分一杯羹，只有到市場上去找飯吃。書畫家不再靠摹寫聖賢故事來裝潢冠冕，小說家也要編寫大眾喜聞樂見的故事來迎合民間趣味，於是，植根於宋代話本的說唱藝術就風靡起來，在寫法上更講究情節和人物，主題上更接近寫人性，寫凡夫俗子的愛好和趣味，而非局限於文以載道，於是出現了馮夢龍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明朝『吃瓜群眾』們爲何最愛這些市井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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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主題是宣揚善和美，思想上總是抱定因果報應的宿命論，這不僅爲大眾喜聞樂見，也符合了儒佛道三家的精神，統治者也願意默許。這一點，在三言二拍中表現得很是充分。比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那個朱重，在爲昭慶寺送油後，碰巧看見了住在附近的王美娘，被其美貌所吸引，心想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於是日積夜累，積攢了10兩銀子，要買王美娘一晚春宵。老鴇嫌他是個賣油的，再三推託，後來見他心誠（其實是因爲銀子），就教他等上幾天，扮成個斯文人再來。然而等到能見美娘之時，後者大醉，又認爲朱重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會被人笑話。但朱重不以爲意，整晚服侍醉酒的美娘。次日美娘酒醒後，覺得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又知情識趣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回贈朱重雙倍嫖資以作謝。不久，油店朱老闆病亡，朱重接手了店面。這時美娘生身父母來到臨安尋訪失散的女兒，到朱家油店討了份事做，也就是在朱重那裡打工。一年後，美娘被福州太守的八公子羞辱，流落街頭，寸步難行，恰巧遇見經過的朱重。朱重連忙將美娘接回青樓，美娘爲了回報朱重，留他過宿，並許諾要嫁給朱重。美娘動用自己多年儲下的錢財爲自己贖身，嫁給了朱重，又認出了店裡的親生父母，皆大歡喜。

明朝『吃瓜群眾』們爲何最愛這些市井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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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也是眾所周知的愛情故事。名妓杜十娘久有從良之志，她深知沉迷煙花的公子哥們，由於傾家蕩產，很難歸見父母，便處心積慮地積攢一個百寶箱，藏在院中的姐妹那裡，希望將來翁姑能夠體諒一片苦心，成就自己的姻緣。誰知道，她那一片嚮往愛情的赤誠和處心積慮的設計，還是無法對抗封建禮教的壓力和人性的卑怯，最終只能當眾怒斥奸人和負心漢，抱箱投江而死。杜十娘不僅美麗、熱情、心地善良、輕財好義，而且有忠於愛情的勇烈。她用決絕的死維護了自己人格和尊嚴。

儘管主題圍繞著善美，但三言二拍描述的社會文化中，透露出當時人們對自由和愛情的追求，而非古代人的說教。這一點，很像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談】。明代是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從明初到晚明，極端的皇權專制走向破碎的自由，嚴厲的禁海政策走向民間貿易的失控，官場的冷酷逐漸被豐富多彩的市場所腐蝕，文學藝術在曾經的冰天雪地上蓬勃興起，蔚爲大觀，封建社會走到了末期，社會無可阻擋地向前發展。

市井敘事與近世中國審美趣味的轉向

高居翰先生對中國繪畫史的觀察頗具洞見，然此藝術轉向實非限於繪畫一隅，而是近世中國文化整體轉向的縮影。明代市井小說的勃興，恰是這一文化轉向在文學領域的顯影。

宋元以降，隨著商業經濟繁榮與市民階層崛起，傳統"文以載道"的文學觀遭遇挑戰。文人群體在科舉壅滯與政治邊緣化的雙重壓力下，逐漸將創作目光轉向市井生活。馮夢龍編纂【三言】時自述"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正揭示了這種創作心態的轉變——從道德訓誡轉向情感共鳴。

【賣油郎獨占花魁】的敘事結構頗具深意。朱重以"市井之輩"身份突破階層壁壘，其成功不僅因個人品德，更在於商品經濟提供的可能性。十兩銀子的積攢過程，實則是明代貨幣經濟滲透市井生活的隱喻。而美娘最終選擇"從良"，既符合儒家倫理對女性歸宿的期待，又暗含對商業邏輯的妥協——她用積蓄完成的自我贖買，本質上是一場精明的經濟計算。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故事雖披著因果報應的外衣，內核卻是對世俗欲望的肯定。朱重初見美娘時"死也甘心"的慾念，被敘述爲合理訴求而非道德瑕疵。這種對人性本真的寬容態度，與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訓誡形成微妙對話。凌濛初在【二拍】序言中直言"耳目之內，日用起居"皆可入文，標誌著文學關注點從"天道"向"人道"的位移。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悲劇性結局更耐人尋味。十娘將珍寶"按次投之江中"的儀式化舉動，既是對商人階級虛偽道德的控訴，也暗示著金錢在人際關係中的雙重性——既能贖買自由，亦可異化人性。這種複雜性的呈現，已超越簡單善惡二元論，展現出明代市井小說難得的思辨深度。

這些文本的流行，折射出明代市民審美趣味的深刻變革。當"善和美"的傳統主題與商業社會的現實邏輯相遇時，敘事必然要處理金錢與道德、欲望與倫理的緊張關係。說書藝人在勾欄瓦舍中的即興發揮，文人作家在書齋里的精心結撰，共同構建了一個既滿足道德期待又回應現實焦慮的敘事世界。

明代"吃瓜群眾"對這些故事的熱衷，本質上是對自身生存境遇的隱喻性觀照。在科舉功名遙不可及、商品經濟重塑人際關係的時代，這些小人物逆襲或沉淪的故事，爲市井細民提供了情感宣洩的通道與身份認同的鏡像。這種文藝消費現象，恰是近世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生動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