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四）武王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意圖
推翻商人的統治之後，如何對待被征服的商人，是關係到新建立的周王朝能否鞏固的大問題，爲此周人採取了許多措施。學者通過研究，將其歸納爲兩大項，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32】，二是周公在東征過程中將殷遺民或分封給魯、衛等諸侯國，或遷移到雒邑等異地，以便進行分化瓦解。儘管學者廣泛搜集了包括史牆盤等青銅器銘文在內的各種資料，但由於受【尚書・周書】之【多士】等傳世文獻的影響，仍然沒有注意到武王也曾將殷遺民遷居西土的問題，致使這一重大史實長期以來被歷史的塵埃遮蓋。【33】只有少數學者從青銅器銘文的記載，隱約地感覺到可能有武王遷殷遺民於西土史實的存在。許倬雲先生說：『武王克商後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將東土俊傑成族的遷到陝西……這一措施也可說是西周建立新國族的第一步。』【34】這一觀點很有見地。現在有了【商誓】的記載，再輔以史牆盤銘文、周原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證明，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離開商都時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的史實，就可以肯定下來了。
不過，武王將一部分殷遺民上層分子遷居西土的目的，與後來周公將殷遺民或分封給魯衛或遷移到雒邑以瓦解其社會基礎的目的有所不同，可能是爲了籠絡殷遺民中的上層分子，並利用其在文化上的優勢爲周王朝服務。痹鍾（【集成】1．251―6）所載微史烈祖『以五十頌處』，即憑藉掌握五十種禮容的本領而安處於周，【35】就是對武王真正意圖的最好詮釋。
二、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登臨太室山以選擇雒邑地址
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登臨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選擇雒邑地址的史實，記載於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
（一）天亡簋記載的武王登臨太室選擇雒址的史實
天亡簋是一件製作於西周初年武王時期的青銅器，其銘文是：
（7）乙亥，王又[有]大豐[禮]。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於王丕顯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顯王作省，丕肆王作賡。丕克乞[迄]衣[殷]王祀。
丁丑，王饗大宜。王降。亡得爵復y。唯朕又[有]蔑，每[敏]揚王休於尊簋。（【集成】8．4261）
由於是西周時代最早的青銅器之一，天亡簋自清代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以來備受學者重視。銘文開頭的曆日，據下文『丁丑』可知應是『乙亥』，也就是說銘文所載史實發生於乙亥、丙子、丁丑三天之內，對此學者沒有異議。另外，多數學者認爲銘文中祭祀上帝、祭祀文王的『王』是武王，作器者是『天亡』，天亡就是太公望。【36】
在這三點之外，學者對銘文所載地點、事件認識的分歧較大。分歧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學者對銘文中的『天室』有不同的理解，進而對武王祭天祀祖的地點、經過、目的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大致說來，對『天室』的理解主要有兩種。其一，天室是『辟雍內水中丘上的明堂』。陳夢家、黃盛璋是代表學者。【37】其二，天室是太室，太室就是太室山，即今河南嵩山。蔡運章、林V是代表學者。【38】這兩種觀點有明顯的時代性，前者主要流行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後者主要流行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孫詒讓等學者對古文字『天』、『太』二字可以通用，因而『天室』就是『太室』的討論，以及楊樹達、唐蘭二位先生將天亡簋中的『天室』、【度邑】中的『天室』與太室山的聯繫。【39】
將天室解釋爲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的明堂，有一些窒礙之處，最大的一點是沒有與今本【逸周書】之【度邑】的記載協調起來。『天室』之稱，於古文字只出現在天亡簋中，於古文獻只出現在【度邑】中，因此二者的對應絕不會是偶然巧合，一定有必然聯繫。【40】【度邑】是學者公認的西周文獻，其中三次提到『天室』：
（8）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
（9）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室。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I延於伊油，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北望過於岳鄙，顧瞻過於有河，宛瞻延於伊洛。無遠天室。』
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在今豫西一帶。【41】三塗，即三塗山，在今河南嵩縣西南十里伊河之北。【42】岳鄙，即黃河北邊的太行山南麓之地。【43】河、伊、洛，即今黃河、伊河、洛河。武王的話，爲我們描繪了二個延展於南、北、西三個方向的非常廣闊的視野，這樣的視野在平原之地或地面建築都不可能具備，只有在高山之巔才可能獲得。結合三塗、岳鄙、伊洛、黃河等山川地理，學者認爲武王描繪的是在嵩山之巔見到的情景。嵩山位於今河南登封境內，古稱太室、天室，海拔1368米。這意味著武王的度邑是在太室山上進行的。【44】
以對【度邑】所載武王講話的認識爲前提，重新解讀天亡簋銘文，學者發現該銘中的『王凡三方』【45】，正與武王所講相吻合。凡，即般、盤，古文字從般得聲的字一般有旋、轉之義，因此『凡』可以讀爲『〖般目〗』。【說文解字】目部云：『〖般目〗，轉目視也。』那麼，『王凡三方』就是武王向南、北、西三方瞻望。【46】另外，該銘中的『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之後，緊接著一個『降』字，也與武王於太室山上瞻望之後下山的情景相吻合。【47】
然而，囿於『天室』是明堂的觀點，對『王凡三方』，陳夢家先生解作『（王）泛舟於（辟雍之）大池中的三方』。對『王祀於天室』，陳夢家先生解作：『王祀於辟雍內水中丘上的明堂。』對緊接兩句後面的『降』字，屬下而讀，作『降天亡又王』，使得句子的主語變成了『天』或『上帝』，與上下文極不協調，致使文意也扦格難通。【48】因此，將天亡簋中的『天室』解釋爲明堂不可取。與此相反，蔡運章、林V等學者主張的『天室』是太室山的觀點，既有古文獻做依據，又能照顧到銘文的上下文意，因而是正確的。
將天亡簋與【度邑】進行對比，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天室』的釋讀問題，而且受【度邑】主題的啟發，學者對天亡簋所載史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認識。
首先，天亡簋之『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記載的是武王在太公望的佐佑下於太室山巔選擇雒邑地址、舉行祭天祀祖典禮的史實。因爲在當時人的觀念里位於天下之中的太室山具有通天的宗教功能，所以武王將自己選擇雒址、祭天祀祖以永保天命的行爲歸結爲『定天保，依天室』【49】。能印證學者揭示的天亡簋所載武王選址、祭天史實的古文字材料，是西周初年成王時期的何尊：
（10）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棵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殳民……（【集成】11．6014）
由何尊可知，武王爲計劃在中土營建新都確曾舉行過祭天典禮，與天亡簋、【度邑】的記載基本對應。同時，我們由武王強調的『中國』體會到，武王將雒邑地址選在位於天下之中的太室山下，除了『定天保、依天室』的宗教目的外，還有其現實考慮，即周人的政治中心偏居西方，對東方的控制相對較弱，新建立的周王朝要作天下共主，就必須將政治重心向東轉移。這當是【度邑】所載武王在臨終時念念不忘營建雒邑，以至於將其作爲與王位繼承一樣重要的遺命而託付給周公的主要原因。後來周公、成王營建雒邑，都是在遵照武王的遺願辦事，所以才有何尊記載的成王在遷都成周時重提武王計劃在中國營建雒邑的往事。
其次，武王登臨太室以選擇雒邑地址，是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進行的。對於這個問題，學者的認識歧異較多，有必要做深入辨析。
（二）武王登臨太室選擇雒址完成於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的途中
武王爲雒邑選址是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進行的，對此予以記載的是【度邑】。【度邑】開頭云：『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於殷郊……王至於周，自鹿至於丘中，具明不寢』。這是對武王囑託周公『定天保，依天室』原因的說明。這句話告訴我們，度邑活動處在武王離開殷郊至回到鎬京之間。林V、蔡運章、鄔可晶等學者贊同此說，尤其蔡運章先生還結合【世俘】所載武王伐紂曆日，編排了武王登臨太室以選擇雒址的具體日期。【50】
蔡先生認爲，武王伐紂從戊子日離開鎬京到丙午日返回鎬京共歷148天，天亡簋所載發生於『乙亥』至『丁丑』三天中的武王登臨太室選擇雒址的史實，上距牧野之戰的甲子日是12天，下距武王返回鎬京的丙午日是3個月。前一個階段，甲子、乙丑兩天是牧野之戰、建立周王朝；丙寅到辛未的六天是武王罷兵西歸抵達偃師；壬申到癸酉的兩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濱相宅；甲戌日武王起程趕赴太室，準備下一天乙亥日的典禮。後一個階段，從戊寅到壬辰的75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濱營建新都洛邑，從癸巳到丙午的14天是武王離開洛邑返回鎬京。【51】
蔡先生將天亡簋所載史實放在武王伐紂大背景之下，並且將其曆日與【世俘】所載武王伐紂日程結合起來，作通盤考察，確屬真知灼見。但是，由於以下三個原因，蔡先生編排的武王伐紂日程，以及在此基礎上對天亡簋史實的定位均存在較多問題。第一，認爲【度邑】所載史實是武王在伊、洛之濱相宅，天亡簋所載史實是武王在太室之巔祭天與在伊、洛之濱定宅，二者不是一件事，而是前後相連的兩件事。第二，對【世俘】所載有較多錯誤的武王伐紂日程未加辨別就予以全盤採納。第三，將利簋所載武王在牧野之戰勝利後返回鎬京途中所經之地『〖宀〖柬間〗〗』，主觀地解釋爲今河南偃師。
天亡簋與【度邑】從不同的角度記載了武王登臨太室山選擇雒址、祭祀上帝的史實，已如上述。此處著重辨析造成蔡先生所作考證乖離實際的後面兩個原因。
【世俘】所載武王伐紂日程有較多錯誤，顧頡剛先生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指出了。比如兩個『辛亥』問題，顧先生說：『武王以二月二十七日甲子誅紂，到四月十四日庚戌「燎於周廟」，凡四十七天，下一天辛亥就祀於天位，在這四十八天裡著不得兩個「辛亥」。如說四月辛亥武王在周都祭祀，那麼上一個辛亥，武王在殷都「薦俘殷王鼎」就非排在甲子誅紂前十三天不可，這是無論如何講不過去的。』【52】對於這個問題，先後有趙光賢、李學勤等學者進行了研究，最後得出一致結論，即第一個『辛亥』所在段落被置於武王派兵遣將征伐商人屬國的過程中是錯簡。【53】以這一認識爲前提，趙光賢、李學勤、羅琨先生都編排了武王伐紂日程表。三位學者所排日程表雖然在有無閏月、是否改朔等某些問題上仍存在差異，但總體框架基本一致，即從牧野之戰的二月甲子日到武王在鎬京舉行祭祀的四月庚戌日，共計40多天，兼跨3個月。【54】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