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造字奇妙之處？

倉頡，稱蒼頡，姓侯剛，號史皇氏，據說倉頡是黃帝時史官，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但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人創造只是傳說，不過他可能是漢字的整理者，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今南樂縣城西北35華裏吳村有倉頡陵、倉頡廟和造書台，史學家認為倉頡生於斯，葬於斯。

中國古書上有『結繩記事』、『契木為文』等記載，這是早期記事常用的方法，可惜這些物質無法長久保存下來，所以當時的記事情況已無法知曉了。但安陽小屯發現了十五萬片甲骨卜辭，在龜甲與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總字數達到3500個上下。從甲骨文字結構來說，除了象形以外，形聲、會意、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應用。可見在三千餘年前的商代文字已達到了相當完備程度，那麼在它以前一定有個更長的發展過程。

考古發現證明，中國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龜甲上刻劃符號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紹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發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與甲骨上所見的字類似，因而有人認為它們就是早期文字。至於在龍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發現的朱書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國的漢字至少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文字的出現既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不斷積累、不斷總結的結果，所以倉頡很可能是總結整理文字，為漢字的形成作出了貢獻的一個代表人物。

這位史前傳說人物，在我國古代戰國以前的典藉中都從未提及。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漢代後，在【淮南子】和【論衡】中，已從『倉頡造字』發展為『倉頡四目』，開始神化。尤其是漢代的緯書，又進而渲染，倉頡『生而能書，又受河圖錄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後愈演愈神奇，發展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等傳說。黃帝是原始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首領之一，當時沒有國家機器，可見『史官』之說，顯然是後人用後代國家機器的職官名稱套用於史前傳說人物的結果。   

『倉頡造字』的傳說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中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關於倉頡造字，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統一華夏之後，感到用結繩的方法記事，遠遠滿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倉頡想辦法，造字。於是，倉頡就在當時的洧水河南岸的一個高台上造屋住下來，專心致志地造起字來。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長時間也沒造出字來。說來湊巧，有一天，倉頡正在思索之時，只見天上飛來一隻鳳凰，嘴裏叼著的一件東西掉了下來，正好掉在倉頡面前，倉頡拾起來，看到上面有一個蹄印，可倉頡辨認不出是什麼野獸的蹄印，就問正巧走來的一個獵人。獵人看了 看說：『這是貔貅的蹄印，與別的獸類的蹄印不一樣，別的野獸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倉頡聽了獵人的話很受啟發。他想，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畫出圖象，大家都能認識，這不就是字嗎?從此，倉頡便注意仔細觀察各種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雲、山、河、湖、海，以及各種飛禽走獸、應用器物，並按其特徵，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這樣日積月累，時間長了，倉頡造的字也就多了。倉頡把他造的這些象形字獻給黃帝，黃帝非常高興，立即召集九州酋長，讓倉頡把造的這些字傳授給他們，於是，這些象形字便開始應用起來。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後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台』，宋朝時還在這裏建了一座廟，取名『鳳台寺』。  

真相：『倉頡造字』的真實性

【淮南子·本經訓】說：『昔日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說，過去倉頡造字的時候，天空下起了穀子，鬼在夜裏發出哭聲。【荀子】、【韓非子】等古代典籍裏也有關於倉頡造字的記載。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流傳更廣，影響更深。

過去的歷史學家們曾考證過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如果有，大約在哪個時代，由於缺乏確鑿的史料，很難得出結論。

有人推測倉頡是黃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有人解釋說，這裏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確的規律。荀子認為，倉頡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規律從而整理了文字的專家。因此，一般認為，在漢字從原始的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他起到了獨特的作用。由此推斷，這樣的一個人，在漢字起源階段的晚期，一定會存在的。

但『倉頡造字』的說法只是傳說而已。因為文字絕對不是倉頡一個人所能獨創，而是在社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有文字記事的時候，人們在集體生產勞動過程中經過觀察自然的事物，並根據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而創製出來的。漢字是個龐大繁富的體系，不經過很長的時間是不能創製成功的。

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

倉頡造字的文化意蘊與漢字起源的多元性

倉頡作為傳說中的"造字聖人"，其形象實則是華夏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從文化人類學視角觀之，文字的產生絕非一人一時之功，而是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考古發現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刻符中，已可見漢字雛形，這些刻符經歷漫長演變，至商代甲骨文已形成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

從文字學角度分析，甲骨文中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法則已基本完備，這種系統性絕非個人所能獨創。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解蔽】所言"好書者眾矣，而倉顙獨傳者，一也"，恰恰揭示了文字創造本是群體行為，倉頡可能只是整理者代表。戰國文獻將文字創造歸功於倉頡，反映了古人"聖人創製"的思維模式，這種托古聖賢以尊制度的做法，在中國文化史上屢見不鮮。

漢代緯書對倉頡的神化，如"四目"異相、"河圖受書"等記載，實為文字崇拜的體現。許慎【說文解字序】描述的"依類象形"造字法，則揭示了漢字源於對自然物象的摹寫。這種"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造字智慧，展現了華夏先民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宇宙觀。

從文化史角度看，倉頡傳說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確立了文字創造在中華文明中的神聖地位。【淮南子】"天雨粟，鬼夜哭"的記載，暗示文字誕生帶來的知識革命既令人欣喜又令人敬畏。這種對文字的崇拜心理，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化的走向，使"敬惜字紙"成為傳統美德。

當代學者認為，倉頡傳說反映了文字起源的某些真實要素：文字需要專門人員整理；文字創造具有神聖性；文字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標誌。南樂倉頡陵等遺蹟的存在，則體現了後世對文化始祖的紀念。這些文化記憶的傳承，正是中華文明延續性的生動體現。

倉頡造字的文化意蘊與歷史真相

倉頡作為漢字創造的神話象徵，其傳說蘊含着中華文明對文字起源的深刻理解。從學術角度考察，倉頡造字說實為集體智慧的符號化呈現，反映了先民對文字神聖性的崇拜。戰國文獻始見倉頡記載，至漢代逐漸神化為"四目"異相，這一演變過程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考古發現表明，漢字經歷了漫長的演進歷程。距今八千年的賈湖刻符、五千年前的大汶口陶文，直至商代成熟的甲骨文體系，構成了文字發展的完整鏈條。甲骨文中已具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造字法則，證明漢字絕非一人一時之作。倉頡傳說將文字創造歸功於某個特定人物，實則是古人"聖人創製"思維模式的體現，與"伏羲制卦""神農嘗草"等傳說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稱"好書者眾矣，而倉顙獨傳者，壹也"，暗示倉頡可能是文字系統的整理者。這種解釋較為符合文字發展規律。古代巫史階層壟斷知識，史官對文字的規範化確實可能發揮關鍵作用。將文字創造附會於黃帝史官，既彰顯文字的神聖性，又符合"君權神授"的政治需要。漢代緯書將倉頡神化為觀奎星、察鳥跡而創字，更是強化了"文字通天"的意識形態功能。

"天雨粟，鬼夜哭"的傳說，深刻揭示了古人對文字威力的認知。文字既能使文明飛躍，也可能泄露天機，這種矛盾心理在世界各古文明中均有體現。從文化人類學視角看，倉頡神話的演變過程，正是華夏文明自我認知不斷深化的過程，其價值不在於歷史真實性，而在於展現了先民對文化創造的敬畏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