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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考古] 上山遺址與村落形成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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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7-8-11 17:4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2000年10月,考古學家們在浙江浦江縣發現上山遺址,碳十四測定數據表明該遺址年代距今1萬多年。2006年11月,上山遺址的遺存類型被考古界命名為“上山文化”。至今,上山文化遺址已經累計發現達18處,這些遺址集中分佈在錢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區,形成一個聚落群。應該怎樣認識上山文化、上山遺址發現的核心意義在哪兒?需要有一個回答。

  在討論農業起源問題時,稻作農業起源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上山文化的發現,為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譜系確立了更早的源頭,但上山遺址並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甚至也不是最早的稻遺存遺址。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遺址年代更早,也均報道過稻遺存的發現。上山遺址之所以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是因為前兩個遺址的稻遺存內涵比較單薄,進一步的研究有困難。而上山遺址稻作遺存卻最豐富,發現了夾炭陶中摻和的大量稻殼、炭化稻米、小穗軸、植矽體以及稻子的收割、加工工具等。就“稻作農業”的起源而論,是一個能夠追溯的更確定的早期遺址。

  這裏涉及一個概念:初級村落。“初級村落”是我們在判斷農業起源時較為確鑿的依據。在追溯稻作農業起源時,田野考古學所追求的證據,最直接的是稻遺存的發現,其次是稻的馴化證據。但隨着農業起源理論的多元化,對“農業起源”的研判也漸趨客觀。顯然,要確定某個“時間點”為稻作或稻作農業的開始,很難;要找到某一個遺址,代替那個不容易確定的“時間點”,更難!

  那麼,一個具有農耕特徵的“遺址”——而不是少量炭化稻米或顯微鏡下的水稻植矽體,只要它的年代“最”早,即可在“源頭”的方向對其進行意義認定。“初級村落”概念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超越了對水稻“栽培”和“馴化”的簡單認定,而與“農耕”“對土地的需求和管理”聯繫起來,從而與“農業起源”問題更直接地捆綁在一起,這是一種實證意義上進行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新角度、新嘗試。

  在日前召開的“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農業起源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色列、斯洛文尼亞等國的數十位專家一致認為,以上山遺址為代表的錢塘江早期新石器時代聚落群,在東亞地區率先進入了“初級村落”的歷史發展階段。

  上山文化遺址符合“初級村落”的特殊定義,因為其聚落群內普遍出現了居址、墓葬、環壕等遺蹟。這裏涉及對中國南方地區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兩個類型——“洞穴類型”和“曠野類型”的認識問題。簡單地說,中國或東亞地區的早期新石器分為兩個階段,早期為洞穴階段,代表性遺址為玉蟾岩、仙人洞等遺址,主要分佈於南嶺地區;晚期為曠野階段,代表性遺址為上山等遺址,主要分佈於江淮一帶。只有具備長期定居特徵並形成聚落群的曠野遺址,才能稱得上是“村落”。上山文化遺址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曠野遺址,其年代早於同屬曠野階段的彭頭山文化和賈湖遺址,最早的“村落”當仁不讓。

  上山遺址不僅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村落”,也為稻作農業的起源模式研究提供了探索的方向。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公認的稻作農業起源地區,但稻作農業在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同時出現的可能性較小,而在某一小區域最早發生,然後在環境條件相似、文化上有聯繫的大區域裏形成一個最早的傳播圈,這種起源模式可能性更大。上山文化顯然為這一模式的建立提供了證據。(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光明日報】2017年1月5日13版)

(來源:中國考古網)

新國人 發表於 2025-6-8 03:12 | 顯示全部樓層
【上山文化遺址的文明史意義與農耕聚落範式重構】

上山遺址的發現實為華夏文明探源工程之關鍵突破,其價值不僅在於年代學意義上的"最早",更在於為東亞農耕文明起源提供了完整的認知範式。就考古學實證而言,遺址中出土的稻作遺存系統(包括炭化稻米、小穗軸及加工工具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這在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具有範式意義。

從農業起源理論維度審視,仙人洞與玉蟾岩遺址雖年代更早,但其稻作證據呈現"點狀分佈"特徵,而上山遺址則展現出"面狀結構"的農耕聚落形態。遺址中發現的房址、灰坑、陶器作坊等遺蹟,與稻作遺存形成空間耦合,恰好印證了柴爾德提出的"新石器革命"理論中"定居-農耕"的共生關係。特別是夾炭陶中稻殼摻和工藝,暗示着當時已存在稻作資源的系統性管理與利用。

"初級村落"概念的學術價值,在於其突破了傳統農作物的單一馴化研究框架,構建起"土地-作物-聚落"三位一體的分析模型。上山遺址呈現的定居特徵(如半地穴式建築群)、生產工具組合(石鐮、磨盤等)及食物加工證據,共同構成了"農耕生計系統"的考古學標識。這種系統性的農耕文明要素整合,較之零星的稻作遺存發現具有更高的文明判定價值。

從文明發生學角度觀之,上山文化的聚落群分佈模式(錢塘江上游18處遺址)揭示出早期農耕社會的擴散機制。其"中心-衛星"式的遺址分佈格局,可能反映了原始稻作農業的傳播路徑與社會組織形態。這種區域性的文化整合,為理解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提供了時空坐標。

要言之,上山遺址的核心意義在於:其一,確立了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系統性證據標準";其二,提供了農耕文明發生的"聚落考古學範式";其三,重構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的認知框架。此三者,實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論突破,其價值遠超單純年代學意義上的"最早"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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