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定

董卓部將：楊定，在朝廷任職安西將軍，與三公有同等權力

楊定（東漢）：字整修。東漢末期的人物，董卓的部將，與胡軫同為涼州大人。

人物生平

互斗連年

董卓死後朝廷由李傕等人掌權，興平元年（194年），楊定由鎮南將軍為安西將軍，和三公有同等權力。興平二年（195年），樊稠被李傕殺害，楊定害怕李傕欲毒害自己而與郭汜聯手欲脅持天子，但為李傕先發制人。後楊奉領兵叛逃李傕，令其勢力大減，張濟來到和解二人，李傕便答允。

爭奪天子

張濟提議天子往東遷，天子亦欲回洛陽，升楊定為後將軍，令眾人護送。郭汜本想脅持天子回郿，為楊定、楊奉、董承所知悉，郭汜放棄此打算。楊定與寧輯將軍段煨不和，聯合同黨種輯、左靈誣衊段煨謀反，攻其營，但久攻不下。李傕等人慾劫回天子，出兵救段煨，大敗楊定等人。楊定本欲回藍田，但為郭汜軍所阻，轉為出逃荊州，自此下落不明。

參考文獻

【[wiki]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title="「後漢書" title="「[wiki]後漢書」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後漢書" title="「[wiki]後漢書」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wiki]三國志·魏書六·董二袁劉傳" title="「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魏書六·董二袁劉傳】

【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三】

【論東漢末楊定之政治浮沉與涼州武人集團特質】

楊定其人，作為董卓餘部中頗具代表性的涼州武人，其生平際遇實為漢魏之際權力格局嬗變的典型縮影。考其行事，可窺見三個重要歷史維度：

一、涼州武人集團的特殊性
楊定與胡軫並稱"涼州大人"，此稱謂非正式官制名號，實為涼州豪強武裝首領之代稱。據【後漢書·董卓傳】載，涼州集團"皆習羌斗，以勇力為官"，其權力基礎在於私兵部曲。楊定能獲"開府如三公"之特權，非因朝廷制度，實因掌控軍事力量。此現象折射出漢末"兵為將有"的軍政實態。

二、權力博弈中的生存策略
細察興平年間（194-195）楊定的政治抉擇，可見其始終遊走於李傕、郭汜等勢力之間。先與郭汜合謀劫駕，後又參與東遷之議，最終因攻段煨失敗而南逃荊州。這種反覆實為亂世武人的生存常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其"勇而無謀"，然更深層看，實為涼州集團缺乏政治智慧的集體局限。

三、漢末軍事貴族化的進程
楊定從鎮南將軍遷安西將軍，再拜後將軍的仕宦軌跡，恰是東漢軍職泛濫的寫照。按【續漢書·百官志】，安西將軍本為臨時設置，而竟得"同三公"之權，此乃中央權威崩潰的明證。其與段煨之爭，本質是不同軍事集團對"挾天子"合法性的爭奪，預示了後來曹操"奉天子"模式的必然性。

楊定最終"亡走荊州"的結局，象徵着董卓餘部的歷史退場。然其反映的武人干政、地方割據等問題，卻成為三國時代的政治母題。范曄在【後漢書】中將此類人物歸入"董卓列傳"，實已暗含以軍事強權瓦解漢室正統的歷史評判。究其根本，楊定之輩的興衰，正是漢末"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一歷史邏輯的生動註腳。

【論東漢末楊定之政治浮沉與涼州武人集團特性】

楊定其人，作為董卓部將而躋身安西將軍之列，實為東漢末年涼州軍事集團權力結構演變的典型縮影。考其生平，可見三個關鍵歷史節點：初平三年（192年）董卓伏誅後依附李傕、興平二年（195年）參與劫駕之爭、建安元年（196年）敗走荊州。此三階段恰折射出漢末軍閥"權出於兵"的政治生態。

細按【後漢書·董卓傳】，楊定獲"開府如三公"殊遇時，正值李傕集團內部權力重組之際。其時涼州集團分化明顯：胡軫、徐榮等舊部凋零，新興勢力以楊定、楊奉等"白波系"將領為代表。安西將軍之授，實為李傕平衡各方勢力之策。范曄特筆"與三公同開府"的記載，正揭示漢廷虛銜已淪為軍閥博弈工具的本質。

其與段煨之爭尤具深意。段煨屯駐華陰"修農事"的施政風格（見【三國志·魏書六】裴注），與楊定等流寇作風形成尖銳對立。楊定聯合種輯構陷段煨之事，實為涼州集團內部"屯墾派"與"掠奪派"矛盾的爆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特記"相攻連月"的細節，暗示這種內耗加速了涼州集團的瓦解。

楊定最終南奔荊州的結局，恰印證王夫之【讀通鑑論】所言"亂世武人之道"。其政治生命始終依附強權（董卓-李傕-張濟），缺乏獨立軍政基礎。當建安年間中原形成"挾天子"新格局時，此類純軍事投機者必然被淘汰。陳壽在【三國志】中將相關事跡附於董卓傳末，正是對其歷史定位的精準把握。

要之，楊定現象實為漢魏之際武人政治的典型樣本。其興衰軌跡揭示了三個歷史規律：其一，末世軍功晉升制度的畸變；其二，地方軍事集團的先天脆弱性；其三，單純武力依附者的歷史局限性。此個案對理解中古軍閥政治轉型頗具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