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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向【說苑】卷13權謀詩解14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武王獨見雍季之言百世之謀 題文詩：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 桀怒而起,九夷之師,以伐湯之,伊尹諫湯, 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 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 桀怒又起,九夷之師,於是不起.伊尹曰可.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逐桀於,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 過山焚萊,示無返志.至有戎隧,大風折斾. 散宜生曰:此其妖歟?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其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否,天灑兵也.卜而龜熸. 乃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 利以擊眾,是熸之已.是故武王,順天地犯, 三妖而擒,紂於牧野,其所獨見,其至精也. 昔晉文公,欲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咎犯. 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 不足於詐,詐之而已.君問雍季,雍季對曰: 焚林而田,得獸雖多,明年無復;干澤而漁, 得魚雖多,明年無復.詐猶可以,偷一時利, 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而用詐,大敗之及, 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問曰:城濮之戰, 咎犯之謀!晉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 咎犯之言,一時之權,吾既行之.仲尼聞曰: 文公之霸,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原文】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原文】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斾。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注釋】 斾，漢字，讀作pèi，古同『旆』：『織文鳥章，白～央央。』 【譯文】 周武王征伐商紂王，清晨點燃蠟燭動身，通過隧道後破壞了兩壁，渡河後毀了船隻，經過山谷後拆除橋樑，走過山地就焚燒萊菜，以此向百姓表示義無反顧的意志。行軍到有戎地區的一條大隧道時，大風吹折了軍旗，散宜生進諫說：『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說：『不是，這是上天為我們降下兵器（砍斷的）。』風剛停不久，接着又降下大雨，大水遍流，行動不便，散宜生又進諫說：『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說：『不是，是上天灑水來為我們洗刷兵器。』占卜時，燒龜甲的火熄滅了，散宜生又進諫說：『這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說：『說明此時我們不應當祝禱神靈，而應當去激勵全軍的士氣，這是火熄滅所預示的意思。』所以武王順遂天地，逆犯三種妖兆，而在牧野擒拿商紂王。他的獨到見解真精闢啊。 【原文】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干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譯文】 晉文公要在城濮和楚軍交戰，文公徵詢咎犯的意見，問咎犯：『這仗該怎樣打？』咎犯說：『如果是做仁義的事，那就不該討厭忠誠守信用；如果是和敵軍開戰，那最好是兵不厭詐。現在既然是和楚軍交戰，君王你就只管使用欺詐就可。』
文王辭別咎犯後，又去請教雍季，雍季回答說：『放火來焚燒山林，儘管暫時能打獲到很多野獸，但是最終會到無獸可獵的地步；用欺詐手段對付人，雖然一時能獲得很多利益，但到最後一定會無利可圖。所以君王還是正大光明行事為好。』
文王沒有聽從雍季的話，而是採納了咎犯的計策，和楚軍開戰時用計大敗楚軍。回國以後，嘉獎有功人員，首先是獎賞雍季，然後才獎賞咎犯。這時晉文公身邊的人就說了：『我們之所以能在城濮之戰中獲勝，靠的是咎犯的計策。君王論功行賞為何將雍季放在最前面，這是為什麼？』文公回答說：『咎犯的詐術，只是權宜之計，適用於一時戰爭需要；而雍季的忠信觀點，則是符合長遠的利益，我怎麼能只看重權宜之計而輕視長遠利益呢？』 【注釋】 出自 【呂氏春秋】卷14孝行覽4義賞2詐偽不長賞必以義：
原文：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孔子聞之，曰： 『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譯文】【呂氏春秋】 從前晉文公要跟楚國人在城濮作戰，召來咎犯問他說：『楚國兵多，我國兵少，怎樣做才可以取勝?』咎犯回答說。『我聽說禮儀繁雜的君主，對於禮儀的盛大從不感到滿足，作戰頻繁的君主，對於詭詐之術從不感到滿足。您只對楚國實行詐術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話告訴了雍季，雍季說：『把池塘弄乾了來捕魚，怎能不獲得魚?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魚了，把沼澤地燒光了來打獵，怎能不獲得野獸?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野獸了。詐騙的方法，雖說現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後就不能再得利了，達不是長久之計。』文公採納了咎犯的意見，因而在城濮打敗了楚國人。回國以後行賞，雍季居首位。文公身邊的入勸諫說：『城濮之戰的勝利，是由於採用了咎犯的謀略。您採納了他的意見，可是行賞卻把他放在後邊，這或許不可以吧！』文公說：『雍季的話，對百世有利，咎犯的話，只是顧及一時。哪有把只顧及一時的敞在對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聽到這件事以後，說：『遇到危難用詐術，足以打敗敵人；回國以後尊崇賢人，足以報答恩德。文公雖然不能堅持到底，卻足以成就霸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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