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2法禮常變因情制宜

【商君書】卷1更法詩解2法禮常變因情制宜

題文詩：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學者,

安於故習,溺於所聞.兩者所以,居官守法,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而王,禮各不同;

五伯而霸,法各不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拘禮之人,不足言事;

製法之人,不足論變.杜摯諫曰:其利不百,

不變其法;其功不十,不易其器.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教異,

何古之法?帝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

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

當時立法,因事制禮.禮法也者,以時而定;

制令也者,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

故曰治世,不必一道,便利其國,不必法古.

湯武之王,不脩古興;殷夏之滅,不易禮亡.

然反古者,未必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是.

真法法情,真情不變,世易時移,真法常變,

變以適情.孝公曰善,窮巷多怪,曲學多辯,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

拘世以議,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之令.
　　

【原文】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制，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佈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

【商君書·更法】義理闡微：法禮因革與情實制宜之道

【商君書·更法】一篇，乃戰國法家鉅子商鞅變法思想之綱領，其核心要義在於『法禮常變，因情制宜』八字。今觀帖中所論，雖未具引原文，然題旨已彰明法家『變法以趨時』之根本精神。茲從經世致用角度，分三端析之：

一、法禮之辨：常與變的對立統一
儒家言『禮』重因循，法家言『法』主變革。然【更法】篇中商鞅駁甘龍『法古無過』之說，直指『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實揭示『法』與『禮』皆須隨世遷移。此非否定禮法價值，而謂其形式當因時損益。管子云『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正可與此互證。法家常變觀，實含辯證之理：法度之『常』在維繫秩序，其『變』在適應民情，二者統一於『治世不一道』的實踐智慧。

二、因情制宜：變法的人本基礎
商鞅強調『察民之情，度世之變』，其變法非憑空創製，乃基於秦國民風好功、地瘠民悍之實況。帖中『因情制宜』四字，尤得法家精髓。蓋法家雖尚嚴刑，然其立法必『觀俗立法』（【商君書·算地】），如【更法】篇言『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非輕民智，實謂政令需契合民眾認知階段。此與【韓非子·五蠹】『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相通，皆以現實情勢為變法準繩。

三、歷史鏡鑒：變法的現代啟示
商鞅變法『廢井田、獎軍功』等策，表面為制度革新，深層則是打破世襲貴族對資源的壟斷，使社會流動性增強。此中『法』不僅是律令條文，更是資源分配與階層流動的調節器。今日觀之，其『法無常法』的思想，猶可啟發吾人：制度設計須避免僵化，當如【周易】所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動態平衡應對社會變遷。

結語
【更法】之論，絕非鼓吹恣意改制，而是強調『變中有常』——變法須循名責實、因勢利導。昔司馬遷評商鞅『刻薄少恩』，然其『緣法而治』的精神，實為中華治理智慧中不可或缺之一環。讀此篇者，當超脫儒法門戶之見，於『法禮常變』中體認傳統政治哲學之圓融。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以法家原典為基，參以儒道互補視角，力求還原商鞅思想的歷史語境與現代價值。若需進一步疏解文本細節，可另就具體章句展開。

【商君書·更法】法禮常變之義疏
【商君書·更法】一篇，乃戰國法家之要義，其論『法禮常變，因情制宜』八字，實為政治變革之樞機。今試析其理，以明商君變法之深意。

一、法禮之辨：常與變之辯證
篇中言：『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此語直指禮法制度非亙古不變，而當隨世易俗。儒家重『禮』之恆常，以維繫倫理；法家則主『法』之權變，以應時需。二者看似相悖，然商君之高明，在於以『因情制宜』統攝常變——禮法之本質，終須歸於『人情』與『世勢』。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即法家『世異則事異』之歷史觀。

二、因情制宜：變法之實踐邏輯
『情』者，非私慾之情，乃民情、國情之實況。商君謂：『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立法若逆此性，縱有古制之美名，終難施行。秦之舊禮拘於宗法，而新法則務耕戰，正因契合戰國兼併之需與秦民好功之性。所謂『制宜』，即權衡利弊：法之損益，不在復古與否，而在能否『強國』『利民』。此務實精神，實為法家變革之魂。

三、常變相濟：制度之生命力
後世儒者常譏法家『刻薄寡恩』，然【更法】篇明言：『法者，所以愛民也。』其『變』非為破舊，而為立新；其『常』非守陳規，而守『治世』之根本目的。商君之變，廢井田、獎軍功，看似悖禮，實則重構秩序。此中智慧，恰在『變其法而存其神』——法度形式可更易，而『富國強兵』之宗旨恆常。

結語
【更法】之論，非徒戰國策略，實為政治哲學之範式。今人讀之，當悟其『法隨時轉』之思：制度若不合時宜，雖聖人所制亦當更張；然變革之準繩，必以民情國勢為本。此中平衡，足為萬世鑒。

（全文約780字）

【商君書·更法】篇精義探微：法禮常變與因情制宜之道

【商君書·更法】篇以秦孝公與商鞅、甘龍、杜摯之辯開宗明義，揭示變法革新之根本要義。其核心在於闡明『法禮常變，因情制宜』的治國智慧，此乃先秦法家思想之精髓，亦與儒家『與時偕行』之道暗合。

一、法禮非僵固之教，常變乃天地之道
篇中商鞅直言：『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揭示禮法制度非一成不變之教條。昔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述六經，皆因時立義、隨世損益。所謂『常』者，非指具體條文之永恆，而是指治國安民之常道；所謂『變』者，乃順應時勢、民情之權宜。這與【周易】『變易不易』之理相通——變易者現象，不易者本質。

二、因情制宜為變法之本
商君強調：『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立法制禮若脫離民情世務，則成空中樓閣。其謂『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實指政策需根植於當下社會現實：秦處戰國兼併之世，必以耕戰立國；若機械效仿三代禪讓之制，則如刻舟求劍。此種『因情制宜』思想，與【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經濟基礎論，及【孟子】『民為貴』的民本主張，雖學派不同而理路相通。

三、變法之辯中的中庸智慧
甘龍、杜摯所言『法古無過，循禮無邪』，並非全然守舊，而是強調變革需慎思明辨。商鞅亦未否定傳統價值，而是主張『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種辯證思維，實合於儒家『執兩用中』之道——既不可泥古不化，亦不可妄變祖制，須在因革損益間尋求平衡。後世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皆深得此中三昧。

結語
【更法】篇之深意，超越法家範疇而通於中華治道智慧。其揭示的『常變統一』『因情制宜』原則，不僅是治國理政之法要，更是中華文明歷五千年而不衰的文化基因。今日讀之，猶可感悟：真正的傳統從非僵化遺存，而是始終在與時代的對話中煥發生機的活水源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