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威

蜀漢開國功臣：麋威，是劉備的外甥，為官時謹慎勤奮

麋威，字不詳，徐州東海郡朐縣人。活躍於東漢末年至蜀漢中期。祖輩世代經商，家中僕僮門客多達萬人，資產數億。父麋竺，字子仲，東漢末年為徐州別駕從事，仕蜀漢官至安漢將軍。叔父麋芳，字子方，仕蜀漢官至南郡太守，降吳後官至將軍。其姑麋氏為蜀漢昭烈帝劉備妾室。

麋威有乃父之風，相貌雍容華貴，精通箭術與馬術，擅長騎射征戰。自幼隨父親跟隨劉備轉戰南北，蜀國建立後，賞賜優寵。後主建興年間，官至虎賁中郎將，統領虎賁禁兵，負責中央宿衛，秩比二千石。

子麋照，也便弓馬，善射御，官至虎騎監。

歷史記載

【[wiki]三國志蜀書麋竺傳" title="「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蜀書麋竺傳」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三國" title="「[wiki]三國」百科詞條" target="_blank">[wiki]三國志蜀書麋竺傳】：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雲。

人物評價

麋威姑姑麋氏是劉備早期的妻室之一，所以蜀漢建國後，麋威作為劉備的外甥，屬於蜀漢王朝的皇親國戚。其父叔皆是劉備老臣，是蜀漢的開國功臣，所以麋威作為麋竺嫡子，在蜀漢可謂地位尊隆。而且麋威作為開國功臣之後，對於蜀漢王朝絕對忠心耿耿，從他官至相當於中央警備司令的虎賁中郎將就可以看出，麋威為官謹慎勤奮，而且是完全受到後主劉禪親信的。

【論麋氏三代與蜀漢政權之淵源】

麋威之生平雖載籍簡略，然細繹【三國志·麋竺傳】及裴注所引，猶可窺見東海麋氏與蜀漢政權特殊之依存關係。麋氏一族實為研究季漢功臣集團不可忽視之樣本，其興衰軌跡頗具典型意義。

考其家世，東海麋氏乃典型之"商而優則仕"。僮客萬人、貲產鉅億之記載（【三國志·蜀書·麋竺傳】），顯示其家族在徐州具備強大經濟動員能力。建安初年麋竺"進妹於先主，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三國志·蜀書·麋竺傳】），此舉實開蜀漢外戚參政之先河。值得注意的是，麋氏以商賈之資而能位列開國功臣，正反映漢末士族政治鬆動之時代特徵。

麋威之仕宦經歷尤值玩味。虎賁中郎將一職，漢制"主虎賁宿衛，秩比二千石"（【續漢書·百官志】），屬禁軍核心將領。諸葛亮主政時期，任此要職者非單純以姻親關係可致。觀【出師表】所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可知當時宿衛系統選拔之嚴。麋威能居此位，除門蔭因素外，其"便弓馬，善射御"（【三國志·蜀書·麋竺傳】）之軍事素養當為重要考量。

特別需要辨析者，麋芳降吳事件對麋威仕途之影響。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南郡之失，按常理當株連親族。然麋威仍得重用，此中緣由：一則麋竺"面縛請罪"得劉備寬宥（【三國志·蜀書·麋竺傳】），二則諸葛亮用人"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出師表】）之原則使然。此事足證蜀漢政權對麋氏嫡系仍持信任態度。

麋氏三代（竺-威-照）皆以武干見長，形成獨特家學傳統。虎騎監麋照之職務，據【華陽國志】載為"督五部騎"，屬精銳騎兵指揮官。這種將門家風的延續，與諸葛氏之文治傳統恰成對照，共同構成蜀漢統治集團之文武支柱。

要而論之，麋威之歷史意義，在於其體現了蜀漢政權中功臣子弟的典型發展路徑。其以外戚兼功臣之後的身份，通過實際軍功獲得政治地位，既不同於純粹依靠門第的世族，亦有別於完全憑軍功晉升的寒門。這種多維身份特徵，正是理解蜀漢權力結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點。

【論麋氏家族在蜀漢政權中的特殊地位與歷史貢獻】

麋威作為蜀漢開國功臣群體中的特殊存在，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個人功績，更體現在麋氏家族與蜀漢政權獨特的共生關係上。從【三國志·蜀書·麋竺傳】的簡略記載中，我們可以梳理出三個維度的歷史價值：

一、商賈世家向軍事貴族的轉型典範
麋氏"祖世貨殖，僮客萬人"的記載，揭示出東漢末年東海豪商的實力。值得注意的是，麋威祖孫三代"皆便弓馬，善射御"的記載，實則是商業資本向軍事力量轉化的典型案例。其父麋竺將"貲產鉅億"轉化為"奴客二千"獻給劉備（見【三國志】裴注引【曹瞞傳】），這種資源轉化模式為蜀漢建國提供了特殊的經濟-軍事支持。麋威繼承的不僅是弓馬技藝，更是這種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政治資本的家族智慧。

二、外戚身份的複合政治功能
作為劉備外甥，麋威的虎賁中郎將職務（秩比二千石）具有特殊政治意涵。按漢代制度，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後漢書·百官志】），通常由皇帝親信擔任。建興年間（223-237年）麋威執掌此職，恰是諸葛亮主政時期，這說明其既保持外戚身份，又能與丞相府權力體系和諧共存，反映出蜀漢權力結構的特殊性。其子麋照任虎騎監，更形成家族性的禁衛軍傳承，這種安排既有信任考量，也暗含對元老家族的政治安撫。

三、蜀漢政權建構的微觀樣本
麋氏家族在蜀漢的際遇頗具戲劇性：麋竺位列安漢將軍（蜀漢獨創雜號將軍），麋芳降吳造成家族污點，而麋威卻能持續受重用，這種分化恰恰印證了蜀漢政權"恩信御下"的統治特點。陳壽特別強調三代"善射御"的軍事傳統，暗示麋氏在失去經濟優勢後，通過軍事服務維持政治地位的努力。這種轉變與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形成有趣對照，共同構成理解蜀漢權力結構的鑰匙。

要之，麋威個案的價值，在於揭示了蜀漢政權如何整合不同社會力量：商賈資本通過麋竺轉化為創業資源，外戚身份經由麋威實現制度性安排，而降將污點最終被軍事忠誠所消弭。這種多元整合的治理智慧，或許正是偏安一隅的蜀漢能維繫四十餘年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