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

東漢益州黃巾首領：馬相，在史上曾連破益州、巴郡等地

馬相，東漢末年人，自號黃巾，中平五年起事於綿竹（今四川綿竹東南），連破益州（今四川廣漢北）、犍為（今四川彭山東）、巴郡（今四川重慶北嘉陵江北岸）等，控制益州大部。後為益州從事賈龍所破。

歷史概況

東漢末期益州反賊，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後為益州從事賈龍所破。

【論東漢益州黃巾首領馬相之亂及其歷史定位】

馬相之亂作為東漢末年益州地區規模最大的民變事件，雖在【後漢書】【華陽國志】等典籍中僅得片段記載，然其"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的軍事行動，實為研究漢末地方權力結構崩潰與社會矛盾激化的重要案例。本文試從三個維度剖析其歷史意義。

一、起事背景與組織性質
中平五年（188年）馬相以"黃巾"為號在綿竹起事，本質上是東漢王朝統治危機的地方性爆發。其時益州刺史郗儉"賦斂煩擾"（【華陽國志·劉二牧志】），恰逢中原黃巾主力被鎮壓後流民四散，馬相得以聚合"疲役之民數千人"，其隊伍構成兼具破產農民與流亡戍卒特徵。值得注意的是，馬相雖借張角餘威自稱黃巾，但其組織鬆散、缺乏宗教綱領，與冀州黃巾有本質差異，更多體現為地方性民變。

二、軍事擴張與政權建構
馬相部在短期內連破綿竹、雒縣，擊殺郗儉後，迅速控制蜀郡、犍為、巴郡三郡要地，其軍事成功源於兩點：其一，東漢益州駐軍因涼州羌亂被大量抽調，形成防禦真空；其二，採取"因糧於敵"策略，吸納地方豪強武裝。其自稱"天子"的僭越之舉，反映漢室權威在邊郡的徹底瓦解。然其政權未建立有效行政體系，僅以軍事占領維持統治，終致速敗。

三、敗亡原因與歷史影響
益州從事賈龍能迅速集結"州郡義兵"平定馬相，關鍵在於獲得南中豪族支持。馬相忽視地方勢力平衡，未妥善處理與雍闓、孟獲等南中大姓的關係，此其敗亡主因。此亂客觀上加速了劉焉"廢史立牧"政策的實施，為後來劉備入蜀埋下伏筆。范曄將馬相歸類為"妖賊"（【後漢書·靈帝紀】），實乃正統史觀之局限，今當視其為漢末基層治理失敗的典型產物。

馬相之亂雖歷時短暫，卻深刻暴露東漢益州統治體系的脆弱性。其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的過程，恰是漢末群雄割據前的地方權力重構預演，在巴蜀社會發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標本價值。

【論東漢益州馬相之亂及其歷史定位】

馬相之亂，乃東漢末年益州地區一場頗具規模之民變，其事雖載於史冊，然歷來論者多附於黃巾餘緒，未得深辨。今據【後漢書】【華陽國志】等文獻，試析其始末及歷史意義。

一、起事背景與性質
馬相起事於中平五年（188年），正值黃巾主力敗亡後五年。其"自號黃巾"，實為借張角之餘威，非正統黃巾嫡系。彼時益州吏治腐敗，刺史郗儉"賦斂煩擾"（【華陽國志·劉二牧志】），致"疲役之民"數千人響應。馬相先殺綿竹令李升，後破雒縣誅郗儉，旬月間連克三郡，足見其勢非單純盜匪，實有底層反抗苛政之色彩。

二、軍事擴張與政權建構
馬相部眾由數千驟增至"十餘萬"，反映益州社會矛盾之深。其攻占策略顯有章法：先取綿竹要衝，再克州治雒縣，繼而西取蜀郡、犍為，東破巴郡，形成對益州核心區的控制。尤值得注意的是其"自稱天子"之舉，此非普通流寇所為，實具建政野心，可比之於同時期涼州北宮伯玉稱"將軍"之例。

三、敗亡原因探析
賈龍率"州家兵"迅速平叛，表面看是官軍戰力優勢，深層則暴露馬相政權之弊：其一，未獲士族支持，賈龍本為犍為豪強，其率"家僮"參戰即顯地方勢力態度；其二，倉促稱帝致內部離心，【華陽國志】載其部眾"放縱鈔掠"，喪失民心；其三，地理上困守盆地，未如張魯據漢中成割據之勢。

四、歷史定位再議
馬相之亂當置於兩條脈絡觀察：於地方史，此為東漢益州首次大規模民變，預示此後劉焉"廢史立牧"之變革；於全國史，則可視為黃巾餘波與豪強崛起的過渡現象。其速起速亡，恰證東漢末世"郡守威輕"（【後漢書·劉焉傳】）之實況，亦為三國分立前地方權力重構之先聲。

要之，馬相事件非簡單"反賊作亂"，實乃東漢中央權威崩潰下，地方社會矛盾激化之縮影。其雖仿黃巾而少宗教色彩，據益州而乏長治之策，然在漢末變局中，不失為一重要歷史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