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訟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馬遷【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依前說者，賈逵_{【左氏解詁】}、服虔_{【左氏傳解誼】}、邊韶_{【老子銘】}、何休_{【公羊解詁】}、楊士勛_{【榖梁疏】}、王欽若_{【冊府元龜】}、劉恕_{【通鑑外紀】}、胡安國_{【春秋傳】}、洪興祖_{【闕里系譜】}、黃震_{【黃氏日鈔】}、馬端臨_{【文獻通考】}、宋濂_{【宋學士集】}、胡廣_{【四書大全】}、王圻_{【續文獻通考】}、崔述_{【洙泗考信錄】}、錢曾_{【讀書敏求記】}、江永_{【鄉黨圖考】，【孔子年譜】，及【群經補義】}、李鍇_【尚史】、孔繼汾_{【闕里文獻考】}、錢大昕_{【養新錄】，及【三史拾遺】}、李惇_{【群經識小】}、孫志祖_{【讀書脞錄】}、蔡孔炘_{【孔子年譜】}、狄子奇_{【孔子編年】}諸人。 

依後說者，杜預_{【左傳注】}、陸德明_{【左氏音義】}、蘇轍_【古史】、劉安世_{【元城語錄】}、袁樞_{【通鑑紀事本末】}、孔傳_{【東家雜記】}、鄭樵_【通志】、朱熹_{【論語序說】}、呂祖謙_{【大事記】}、葉大慶_{【考古質疑】}、羅泌_{【路史餘論】}、孔元措_{【祖庭廣記】}、金履祥_{【通鑑前編】}、薛應旗_{【四書人物考】}、鄧元錫_【函史】、彭大翼_{【山堂肆考】}、夏洪基_{【孔子年譜】}、呂元善_{【聖門志】}、黃宗羲_{【南雷文約】}、萬斯大_{【禮記偶箋】}、馬驌_{【繹史】，【孔子年譜】}、閻若璩_{【困學紀聞箋】，【潛邱札記】}、齊召南_{【帝王表】}、梁玉繩_{【古今人表考】，【史記志疑】}、陳宏謀_{【四書考輯要】}、鄭環_{【孔子年譜】，【孔子世家考】}、成蓉鏡_{【經義駢枝】}、孔廣牧_{【先聖生卒年月考】}諸人。_{詳見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

韓非有言：『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吾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_{【外儲說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將以後息者為勝。余茲姑取後說_{近人俞樾、劉師培從前說，最近崔適【史記探源】從後說}。至於詳考確論，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今謂孔子生前一年或後一年，此僅屬孔子私人之年壽，與世運之升降，史跡之轉換，人物之進退，學術之流變，無足重輕如毫髮。

而後人於此，月之日之，考論不厭其詳。而他學者，如老莊，如楊墨，則人之有無，世之先後，年之夭壽，茫不加察，晦淪終古，是烏足當知人論世之實哉？今所考論，一以確有援據而有關大體者為斷。至於細節，則略勿致辨，以避勞而且拙之譏。

選自【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1935 年

錢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實為考據學之典範。先生以兩千年聚訟為引，條分縷析歷代經師之說，其治學之嚴謹、徵引之廣博，足見乾嘉樸學之遺風。今試析其要義如下：

一、考據學之範式
錢氏羅列【公】【榖】二傳與【史記】之異，繼而分梳漢唐至清儒四十三家著述，其文獻爬梳之工，堪比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尤可貴者，先生特標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考】為總目，暗合現代學術規範之"研究綜述"，此實傳統考據學向現代史學過渡之典型。

二、方法論之自覺
文中引韓非"鄭人爭年"之喻，揭示考據學之困境。錢氏謂"後息者為勝"，實暗諷清代考據家"以繁博競勝"之弊。其"不徒不可能，抑且無所用"之論，與章學誠"考索之功必求其是"而"不可泥於跡"（【文史通義】）之說遙相呼應，體現史家之通識。

三、史學思想之超越
錢穆跳出純粹編年考訂，提出"世運升降""學術流變"之宏觀視角。其批評學者斤斤於孔子年齒而忽視老莊楊墨之生平，恰是其【國史大綱】"於歷史中求史識"主張之先聲。所謂"確有援據而關大體"的取捨標準，實為對乾嘉考據瑣碎化之修正。

要之，此文雖僅千餘言，然涵攝文獻學、方法論、史學觀三重維度。錢穆以實證精神入題，以通識眼光作結，既承繼了顧炎武"采銅於山"的嚴謹，又展現了梁啓超"新史學"的視野。今日讀之，於如何處理微觀考證與宏觀闡釋之關係，仍具啟示意義。學者當鑒其"考據而不囿於考據"的治學境界，方不負先生撰述之深心。

錢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實為經學考據之典範。今就先生所論，略陳管見如下：

一、文獻源流考辨
【公】【榖】二傳與【史記】之異說，實為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延續。公羊家言"二十一年"者，當本於齊學口說傳統；而太史公"二十二年"之說，或據魯地舊聞。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經傳本身並無明確紀年，此分歧實起於漢代師法傳承。杜預【集解】以周正、夏正換算為解，雖自成體系，然未足彌合根本分歧。

二、歷代學者立場分析
從賈逵至狄子奇，持"二十一年"說者多屬經學家統緒，尤以清代樸學諸儒為著。此派特重【公】【榖】經師家法，江永【鄉黨圖考】更以曆法推演為證。而"二十二年"說支持者，如杜預、陸德明等，多偏重史傳系統。蘇轍【古史】取此說，正見其"以史統經"的學術取向。

三、考據方法論啟示
錢先生此文深得"以經證經"之法，其列舉四十三家之說，暗合"例不十，法不立"的樸學準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崔述【考信錄】的引述，顯示乾嘉學風與疑古思潮的碰撞。而錢大昕【三史拾遺】以天文曆法反推，尤見科學精神。

四、當代研究價值
此考辨非徒爭年月數字，實關涉三個深層問題：其一，先秦紀年體系重建；其二，漢代經學傳授譜系；其三，史料批判方法論。現代考古發現如"上博簡"【孔子詩論】等，或可為解決此公案提供新線索。

要之，錢先生此考既集舊說之大成，又開新證之蹊徑。學者當循其方法，繼續追問：在生年爭議背後，是否隱藏着戰國秦漢間曆法改革、經師門派等更宏大的學術課題？此正見經典考據之現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