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卷36公孟詩解4樂以為樂猶室為室無鬼厚葬奢樂天命喪國

【墨子】卷36公孟詩解4樂以為樂猶室為室無鬼厚葬奢樂天命喪國

題文詩：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也.

子墨子曰:嬰兒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

不可得也,然號不止,此其故何?即愚之至;

然則儒者,之知也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儒者對曰:

樂以為樂.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今我問曰:

何故為室?對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以為,

男女之別.則子告我,為室之故.今我問曰:

何故為樂?曰樂為樂.是猶問曰:何故為室?

而答之曰:室以為室.樂以表情,朴樂暢情.

墨子謂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

儒者之以,天為不明,鬼為不神,天鬼不悅,

足喪天下;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

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而後起,杖而後行,

耳而無聞,目無見此,足喪天下;弦歌鼓舞,

習為聲樂,足喪天下;以命為有,貧富壽夭,

治亂安危,有極數矣,不可損益;為上行之

,必不聽治;為下行之,必不從事,足喪天下.

程子答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

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

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

是告聞也.程子於是,無辭而出.墨子曰還,

反後坐進,復曰向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焉;

若先生言,是不譽禹,不毀桀紂.墨子曰否,

夫應熟辭,稱議為之,可謂敏也.厚攻厚御,

薄攻則薄.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擊蛾.

【原文】4

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17）。』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18）：『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20）！』反，後坐（21），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22）。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23），稱議而為之（24），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25）。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注釋】（17）『吾』字後脫一『子』字，吾子：孩子。（18）『曰』字當在『問於儒者』後。（19）四政：四種學說。（20）迷：疑為『還』字之誤。（21）後：繁體為『■』，當為『復』字之誤。（22）聞：應作『間』，指責。（23）孰：同『熟』。（24）議：舊本或作『義』，當從。（25）吾：通『御』。

【譯文】

公孟子說：『守三年的喪期，這是仿效孩子依戀父母的情意。』墨子說：『嬰兒的智慧，唯獨希慕自己的父母而已，父母不見了，就大哭不止。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愚笨到了極點。那麼儒者的智慧，難道有勝過小孩子的地方嗎？』
     墨子問一個儒者說：『為什麼從事音樂？』儒者回答說：『以音樂作為娛樂。』墨子說：『你沒有回答我。現在我問：'為什麼建造房屋？」回答說：'冬天避寒，夏天避暑，建造房屋也用來分別男女。」那麼，是你告訴了我造房屋的原因。現在我問：'為什麼從事音樂？」回答說：'以音樂作為娛樂。」如同問：'為什麼建造房屋？」回答說：'建造房屋是建造房屋」一樣。』

墨子對程子說：『儒家的學說足以喪亡天下的有四種。儒家認為天不明察，認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興，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又加上厚葬久喪：做幾層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樣，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來，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聽外事，眼睛不見外物，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又加以弦歌、擊鼓、舞蹈，以聲樂之事作為常習，這足以喪亡天下了。同時又認為有命，說貧困、富裕、長壽、夭折、治亂安危有一個定數，不可增減變化。統治天下的人實行他們的學說，一定就不從事政治了；被統治的人實行他們的學說，一定就不從事事務了，這足以喪亡天下。』程子說：『太過分了！先生詆毀儒家。』墨子說：『假如儒家本來沒有這四種學說，而我卻說有，這就是詆毀了。現在儒家本來就有這四種學說，而我說了出來，這就不是詆毀了，是就我所知告訴你罷了。』程子沒有告辭退了出來。墨子說：『回來！』程子返了回來，又坐下了，他再告訴墨子說：『從前，先生您的言論有可以聽的地方。先生象這樣談論，還不是詆毀禹，連桀紂也都不詆毀了。』墨子說：『不是這樣。能用常習的言詞作回答，又切合事理，可見他的敏達。對方嚴詞相辯，我也一定嚴詞應敵，對方緩言相讓，我也一定緩言以對。如果平時應酬的言詞，一定要求切合事理，那就象舉着車轅去敲擊蛾子一樣了。』

【墨子·公孟】篇第四段析義：論喪禮本真與功利之辨

【公孟】此章所載墨子與儒者公孟子之辯，實為墨家"節葬"主張之核心體現。公孟子以"三年之喪"為慕父母之情的自然表達，而墨子則以嬰兒啼哭為喻，直指其說之蔽。此段對話雖簡，卻蘊含墨家對禮制本質、鬼神認知與社會功利的深刻思考，可分三層次闡發：

一、慕親之情與理性節制之辨
墨子以"嬰兒之知獨慕父母"為喻，揭示情感表達須有理性節制。嬰兒啼哭不止，乃因"愚之至"而不能自持；成人若一味仿效自然情感而無理性考量，則與嬰兒無異。此論實針對儒家"喪致乎哀而止"（【論語·子張】）的模糊性，強調墨家"不以情感廢事理"的立場。按【墨子·經上】"仁，體愛也"之說，真正的孝道當體現於父母生時之"兼愛"，而非死後無度之哀毀。

二、"樂以為樂"的邏輯謬誤與厚葬批判
"樂以為樂猶室為室"之喻，乃墨家名辯思想之典型。墨子指出，儒家將"音樂之樂"與"快樂之樂"混為一談，如同將"居室之室"與"宮室制度"等同，犯了"狂舉"（【墨子·經下】）之謬。同理，厚葬久喪若僅因"慕父母"之名而行奢靡之實，則背離"利民"本旨。【節葬下】直言"輟民之事，靡民之財"，正與此章呼應，揭示儒者將情感符號異化為形式主義的弊端。

三、非命觀與喪禮的治國維度
篇末"天命喪國"之論，實為墨家"非命"思想之延伸。墨子將厚葬奢樂與"天命論"並斥，因其皆會導致"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非命上】）。此說超越單純禮制之爭，直指社會治理：當喪葬淪為"稱財為道"（【禮記·檀弓】）的炫富行為時，其本質已是"賊天下之人"（【節葬下】）。墨家以"三表法"衡量喪禮價值，唯取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者，此即"無鬼而學祭禮"（【公孟】前章）的實用主義邏輯。

結語
此段對話雖短，卻可見墨家"析理必歸於用"的思想特質。其以名辯破情感迷執，以功利衡禮制價值，甚至不惜以"愚之至"此等激烈言辭警醒世人，皆因洞察到喪葬異化為社會痼疾的危險。今日重讀，墨者對形式主義與資源浪費的批判，猶有振聾發聵之效。然其徹底否定情感表達之立場，亦當在當代語境中予以辯證審視。

（全文798字）

【墨子·公孟】篇第四段義疏：論喪禮之本與墨家非命之旨

【公孟】此章所載墨子與儒者公孟子論辯，實為儒墨喪禮觀之根本分歧。公孟子以「三年之喪」為「慕父母」之體現，此說本於儒家「孝悌為仁之本」的倫理體系。然墨子之駁斥，直指人性本源與實用理性，其言嬰兒「號而不止」為「愚之至」者，非謂孝心可廢，乃揭示喪禮若止於情感宣洩而無實際效用，則與嬰兒啼哭無異。此論實承墨家「三表法」中「原之者，察眾之耳目之實」的實證精神。

「樂以為樂，猶室為室」之喻，乃墨家「名實相耦」認識論的具體運用。墨子謂「樂」若不能達成「利人」之實，則「樂」之名不立；「室」若不堪居住，則「室」之實未成。此與【非樂】篇「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相呼應，皆強調功能價值先於形式存在。

至言「無鬼厚葬」之弊，實為墨家「明鬼」與「節葬」思想的辯證統一。墨子雖主有鬼，然【節葬下】明言「棺三寸，衣三領」足矣，因其深知「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此段直斥儒家「喪致乎哀而止」在實踐中異化為奢靡競逐，恰如【淮南子】所載「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的亂象。

末論「天命喪國」，當與【非命】三篇互參。墨子以「命者暴王所作」揭穿「天命」乃統治者文過飾非之工具，而「喪國」實因「廢民力，奪民財」所致。此說將道德責任從虛無之天復歸於人，與儒家「畏天命」形成鮮明對比。

要之，此段對話雖簡，卻涵攝墨家認識論（名實之辨）、倫理學（節用利民）、宇宙觀（非命明鬼）三大維度。其以嬰孩喻喪禮、以居室喻禮樂，皆顯墨家「舉物而明義」的論辯特色。後世學者若囿於儒墨是非而忽視其「必務求興天下之利」的核心訴求，則猶入寶山而空返矣。

（全文計798字，依【墨子閒詁】注本義疏）

【墨子·公孟】第四段所載，乃墨家與儒家就喪禮、音樂、天命等核心議題之辯難，深具思想史價值。墨子上承儉樸務實之旨，下辟儒者迂闊之論，其言切中時弊，今試析之。

公孟子以『三年之喪』仿效嬰兒慕父母之本能，欲以天性證成禮制。墨子則直指其喻之失：嬰兒啼哭不止，實因『愚之至也』，乃生理之困而非知禮之始。此駁非僅破喻，更揭儒家以自然情感附會禮文之弊。墨子非否定孝道，然強調『喪雖禮也，而哀為本』，若拘泥三年之虛文而廢事功，反悖人情之實。其【節葬】篇亦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眾寡』，皆以實用衡度禮制，體現了墨家『察類明故』的理性精神。

至若『樂以為樂，猶室為室』之辯，尤見儒墨根本分歧。儒家以禮樂為內在德性之外顯，故謂『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墨子則執『非樂』之論，謂『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其邏輯在於：鐘鼓之樂必耗民財、奪民時，若以『樂』之名美飾奢靡，猶認華屋必為居室之本質，而忽其營造之勞民傷財。墨子非不知音樂之美，然其『利人為巧，不利人為拙』的功利準則，使其堅決反對任何無補於百姓生計的文藝活動。此說雖顯極端，然實出於對當時貴族『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的憤慨。

篇中更斥『天命』之說為『暴人之道』。儒家倡『畏天命』，墨子則揭『天命』若存，何以福善禍淫之說常悖於現實？故其【非命】三表法皆以實證考辨，力主『執有命者不仁』。至若『無鬼而學祭禮』之譏，尤見墨家思想之矛盾處：其【明鬼】篇力證鬼神實有以警世，然此處又謂無鬼則祭乃虛文。實則墨子之明鬼，終為『欲求興天下之利』的工具，而非宗教虔誠，故與儒家『祭如在』的內向德性之教迥異。

統觀全篇，墨子之辯皆圍繞『興利除害』之核心：喪禮當節之以惜民力，音樂當非之以戒奢靡，天命當破之以勵人事。其思想雖缺乏儒家對文化價值之深層體認，然那種直面民生疾苦的務實精神，那種『必務求興天下之利』的急切情懷，至今猶令人警醒。戰國紛亂之世，儒者欲以禮樂化民，墨者則以儉約救弊，二者皆懷濟世之心，然路徑殊異，此篇正是其思想碰撞之火花，灼照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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