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國學與工商企業管理之間不能硬搞『拉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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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郎配』是一句民間俗語，意指把一對沒有感情基礎的青年男女人為撮合在一起的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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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隨着『國學熱』的興起，有人在國學與工商企業管理之間也硬是搞起了『拉郎配』。相關書籍一本接一本地炮製了出來，五花八門的國學管理培訓班層出不 窮，更有甚者，一家著名學府已經開了東方管理學的課程。據報導，這種東方管理學以繼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融【周易】、道家、釋家、儒家、法家、墨 家、兵家等有關管理思想和方法於一爐，由於有『東方』這個大招牌，還加上了伊斯蘭管理思想——何其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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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這些作者們、老師們、教授們的簡歷，幾乎連開公司的經歷都沒有，卻搖身一變都成了企業管理專家，理直氣壯地到處去講演。

 

多年來，筆者對這種現象都持同情的態度。因為國學研究，特別是民間國學研究幾乎沒有任何研究經費可言，想辦法搞些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看到一些『國學大師』幾乎成了神漢，就禁不住要寫這篇文章了，目的是為中國真正的工商管理思想正名。

 

首先我們要清楚，沒有豐富企業管理經驗的人不可妄言管理，更不可將自己包裝成專家。這方面，孔子八世孫孔謙的為學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孔 謙，字子順。生於大爭之世戰國末年，曾相魏九個月，在魏國進行過法家式的改革，『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孔叢子·陳士義第十 五】）。同所有法家改革一樣，由於改革極大地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受到這些人的攻擊（【孔叢子·陳士義第十五】載：『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孔謙 不久即告病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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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2 m3 L/ l. w: t/ W『孔氏家學的學案』之稱的【孔叢子】中曾記錄了這樣一件事：魏國人枚產向子順問以致富之術，子順回答說，我自己就是一個貧窮的人，你問我致富之術，即使我 有這種致富之術也是不可用的啊。他舉例說，一個人說自己能長生不老，有位修道之士想去學，可等訪到了那人住處，其人已經死了，這位修道之士後悔莫及。修道 * L1 q8 x0 ]0 F% g( f# E( r之士想學的是不死之術，自稱有此術的人已經死了，還後悔什麼呢？於是子順對枚產說，你向處在貧困中的我學習致富之術，不是正如那個修道之士學習不死之法 嗎？【孔叢子·陳士義第十五】記子順言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2 h8 C! U5 X3 q# n$ t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 也。』

 

想一想，今天有多少企業家都成了枚產和那位道士式的人物！又有多少學人有子順那樣的謙恭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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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要懂得中國文化中究竟哪些東西可直接用於工商管理。至於流行的五行、魂魄之類企業管理大法，不知還要騙多少企業家，也不知還要騙多久。不過這些先生們賺了大筆錢倒是真的，工商管理部門也不能去查他們，因為他們缺乏學術道德卻沒有違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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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問題不是我們所能解決的。作為學者，我們所能作的是告訴世人中國古代哪些思想直接有益於現代工商企業管理。戰國時的白圭是中國本土對後世影響力最大的一位商人，古代商人尊其為『祖師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西元1007年宋真宗追封其為『商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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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具有中國商人節儉、智慧的偉大品格。他『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原則影響一直持續到當代。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陳嘉庚先生就奉行『人棄我取，人爭我避』的經營原則；據說白圭能不講究吃喝，節制嗜欲，節省穿戴，甘心與雇用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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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9 l0 C; u7 I0 U( Q圭曾明確指出，工商管理當用法家和兵家的思想。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 9 R( J, {9 U% C7 S5 `1 t個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捨，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還是不會教給他的。』（【史 記·貨殖列傳】原文：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 `$ j4 O3 a P) |5 Y6 `9 Y術，終不告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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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圭提及的孫吳指孫武和吳起，屬兵家；商鞅、伊尹、呂尚皆法家人物。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法家可以代表治國的『正』，而兵家可以代表用兵的『奇』，在商業管理中，二者當互濟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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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管理實踐中，我們應如何作呢？由於兵家，特別是著名的【孫子兵法】一書已經受到國內外企業家的廣泛推崇，不勞贅述。這裡我們主要談談法家與工商管理的關係。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沒有管理大公司的實際經驗，下面的案例全部來自企業家自己的陳述。

 

在同海內外企業家交流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法家應用於工商管理的案例特別多，深入研究下去足以寫一大本書。最突出的是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公司要一斷於法，二是要行自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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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一斷於法，就是公司要有明確詳盡的規章制度，賞罰分明，不徇私情。

 

下面我們舉兩個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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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一位服裝行業的企業家，十幾年前起步時是典型的家族企業。開始只是一家人起早貪黑地干，後來姐弟、侄子，外甥等很多親戚也加入了進來。這種家族企業在開 $ u' J1 \2 h6 W7 w4 o' t始時運行地很好，可是隨着企業的迅速發展，問題就來了。開始時，自家侄子全面負責營銷，用這位企業家的話說，可謂『夠放心的了』。沒有想到的是，侄子打下 3 l% ]; b$ H) l$ r市場後，很快獨立辦起了一家服裝企業，反正銷路自己已經打開了，賣東西自己賺錢就是。可那位企業家叔叔就慘了，他的企業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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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一位小有成就的企業家花大量時間用在研究學問上，筆者對此感到奇怪。有一次我問他，我說，老兄，你有好幾個企業，還能老在外邊開會，那麼企業如何管理？他當時回答：用法家啊！一切規章制度都制定了下來，按部就班地執行，所以我才可以作到無為而治。

 

企業不是家庭。如果沒有明確的、賞罰分明的制度，不僅企業會搞不好，還會最終傷害親情。中國傳統上是個人情社會，應用於家庭層面是沒有問題的，但卻不能隨意延伸到國家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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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用之道，就是讓員工看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使之自己努力工作，而不只是在上級的督促下工作。

 

自 6 Q$ k8 ]' I7 b4 o% B用之道是在上海辦企業的一位台商告訴我的治企經驗。在他資助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他特意找到我談他的企業管理之道。他說法家的人情論偉大，人皆趨利避害， 利用人性的這個基本特點管理企業才行，其他性善論、性惡論都不行。當時他主要是想為自己的管理思想找到更多的理論支持，後來我寄給他兩條法家的相關論述， 錄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而不使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 $ }2 ?9 H1 K* I8 G# v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不）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 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尹文子·大道下】，大意是：田子說：『現在人們做事情都是為了自己，而不能為了別人。所以君主在使用人方面，要 / k- E4 A( g5 h( F; D' g使他們懂得是為自己做事情，而不使他們只曉得為我所用。』稷下先生說：『田子說的話太好了。古代君主使用大臣，不要求他們只偏愛君主，也不要求他們明顯地忠於君 主，這樣做官的人一定會盡職盡能，在軍隊中打仗的人一定會勇敢作戰。這是因為俸祿和獎賞在勉勵他們，名分和法制在監督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 : _! ~( X% s: p4 ^- ^$ A! H2 G也不是專門對自己有利。俗話說：給的俸祿太微薄就不可能與臣下共同治理混亂，給的獎賞太少就不可能與臣下共赴危難。這是處在上位的人所應當慎重對待的大 " i+ ~5 [! @% G$ w _+ q5 e4 j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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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Z- H! T! F5 m9 [# E; }5 J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 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民。六 1 p0 ?9 C/ @/ ]/ R2 W* d0 h/ }; U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 則斧鉞不足以威眾；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眾，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民毋為自用，則戰不 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 心。（【管子· 重令第十五】，大意是：先代君主治國的手段有三個，破壞和毀滅國家的因素則有六個。英明的君 主能夠克服其六個破壞因素，所以，治國手段雖然不超過三個，卻能夠保有國家而匡正天下。昏亂的君主不能克服六個破壞因素，所以，治國手段雖然不少於三個， 卻是有了天下而終會滅亡。三種手段是什麼？就是：號令、刑罰、祿賞。六種破壞因素是什麼？就是：親者、貴者、財貨、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種手段的 # V* @! ]: u0 Y1 C1 n用途在哪裡？沒有號令無法役使臣民，沒有刑罰無法威服群眾，沒有祿賞無法鼓勵人民。六個破壞因素的敗壞作用在哪裡？雖不聽君令，也可以平安無事；雖觸犯禁 ' W- M# l5 J( } b! e1 \律也可以免於刑罰；雖沒有功績也可以撈取財富。凡是國家有不聽君令而照樣平安無事的，號令就不能為臣民所聽從；有觸犯禁律而免於刑罰的，刑罰就不能威服群 眾；有無功而撈取財富的，祿賞就不能鼓勵人民。號令就不能為臣民所聽從，刑罰不足以威服群眾，祿賞不足以鼓勵人民，這樣，人民就不肯主動為君主效力了。人 民不肯主動為君主效力，作戰就不能取勝；作戰不勝，國防就不鞏固；國防不鞏固，敵國就來控制了。那麼，先代君主對此是怎樣處理的呢？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 ' x. V7 m6 i* F ]# a" Z; e變更號令，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疑慮或廢置刑罰，不因為上述六個因素而增加或減少祿賞。這樣一來，就可以做到遠近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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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說明的是，我們說法家和兵家可直接用於工商企業管理，不是說道家和其他各家就與之無關，而是說不能將國學與工商企業管理胡亂地扯在一起，甚至雲山霧罩， 4 B# B4 C3 Q+ i7 X2 V故弄玄虛。國學與工商企業管理之間『拉郎配』式的組合，從長遠的角度看，不僅無益於國學的發展，反而有害於中華文化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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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必須警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