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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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探索

(作者：李延祥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张登毅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何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智勇 山西博物院研究，郭银堂 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第2期）

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刍议

李延祥、张登毅等学者所撰《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探索》一文，以科技考古与文献考据相结合之法，揭示了先秦时期绿松石资源的流通网络与文化互动，其研究视角与方法颇具启发性。今就文中要旨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产源分析之方法论意义
文中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等技术，对山西绛县周家庄、翼城大河口及忻州游邀遗址出土绿松石进行微量元素与稀土元素测定，并与湖北竹山、陕西洛南等矿源数据比对。此实证研究路径，突破了传统考古学依赖类型学与地层学的局限，为探索先秦资源贸易提供了微观尺度证据链。尤其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之差异，揭示了周家庄绿松石或源自鄂西北，而大河口部分样本则与豫陕矿区关联，印证了《尚书·禹贡》"
厥贡璆琳"（璆琳即绿松石）所载荆、梁二州贡道之历史实态。

二、文化传播与政治地理之映射
绿松石作为礼器材质，其空间分布暗含权力网络。文中指出翼城大河口（霸国）遗址绿松石制品工艺精湛，且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物成分相近，或反映商周之际"
方国联盟"体系下的资源再分配。此与《左传》"
锡之不毛之地，盐卤之邑"的记载相呼应，表明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实为早期国家维系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而游邀遗址样本的本地化特征，则可能体现戎狄族群对中原礼器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恰合《史记·匈奴列传》"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之族群经济形态差异。

三、技术史视野下的工艺传承
显微观察揭示的线切割痕迹与钻孔技术，暗示山西地区绿松石加工可能承袭自二里头文化玉作传统。此与《考工记》"
玉人"
职守记载相参证，可见三代手工业专业群体的跨区域流动。尤其周家庄遗址绿松石嵌片与青铜器共出现象，恰为《诗经·淇奥》"
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的礼器组合提供了物质注脚。

结语
该研究以物见人，通过微观产源特征勾连宏观文明进程，其多重证据法尤值借鉴。然先秦矿冶遗址发掘有限，未来若能将同位素示踪与甲骨文、金文中的"
贡玉"
记载互证，或可进一步还原"金道锡行"之外的"绿松石之路"。

（按：本文所述观点皆基于原论文数据，特此说明。）

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刍议

顷阅李延祥、张登毅诸君《山西三处先秦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特征探索》一文（载《文物》2018年第2期），深感此研究于先秦物质文化交流史颇具发微之功。今试从国学视角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绿松石与先秦礼制之关联
绿松石自古为华夏重器，《尚书·禹贡》载雍州贡品"璆琳琅玕"，孔传释"琳"即绿松石，足见其早为王朝礼制之物。山西三处遗址（陶寺、清凉寺、下靳）所见绿松石制品，其形制多与佩饰、镶嵌器相关，恰合《周礼·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之制。尤可注意者，陶寺遗址出土嵌绿松石铜牌饰，或为夏代"金玉共振"礼制雏形，与二里头文化遥相呼应，印证《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的记载。

二、产源考据中的"地气"说
诸君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判定绿松石矿源可能来自鄂西北、陕南等地。此论与先秦"方物"观念暗合。《考工记》云："橘逾淮为枳，地气然也。"古人早知物产皆具地域特性。今以科技手段实证矿料流转，恰为《禹贡》"任土作贡"制度提供物质佐证。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墓地绿松石珠与陶寺制品成分差异，或反映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代不同族群对矿源的控制权更迭，此即《左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微观体现。

三、工艺纹饰的"文质"之辨
文中提及嵌片工艺的标准化倾向，实暗合儒家"文质彬彬"之道。陶寺绿松石兽面纹饰的规整性，已见"致饰然后亨则尽"（《易·贲卦》）的早期美学实践。而清凉寺珠饰的简朴风格，或为"大礼必简"（《礼记·乐记》）的原始表达。二者工艺差异，恰是先秦"礼以别异"社会分层之物质投射。

四、余论：多学科互鉴之必要
是文融合考古学、科技史与矿物学，此正《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之现代诠释。然若辅以金文"赐贝卅朋"等记载，或可进一步探讨绿松石在先秦货币经济中的潜在角色。建议后续研究可参《尔雅·释器》"玉谓之雕，石谓之琢"等训诂，深化对加工术语的文献印证。

要之，此项研究不仅揭示先秦矿料流通网络，更为理解"器以藏礼"的华夏文明特质提供新证。昔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观此篇，可谓"三重证据"（文献、实物、科技分析）之典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