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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方法与思路] 方勤·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与音乐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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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 发表于 2017-8-10 22: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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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勤先生(右)与李峰教授(左)一起观摩曾国青铜器

  郭家庙曾国墓地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处于随枣走廊的西端,汉水的支流滚河从其南边流经。2002年,汉十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穿越郭家庙墓区,其时配合建设抢救发掘了包括M21即曾伯陭墓在内的29座墓;2014年、2015年又发掘了30座和88座,三次发掘共计147座。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揭示了以曹门湾墓区M1、M2,郭家庙墓区M60、M50以及M21、M52三组曾侯夫妇为核心,并分布有长达32.7米的车坑、9米长马坑的一处布局完整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公墓地。发现了簨簴、琴、瑟、鼓、磬、铃,以及一组10件套正鼓部完整呈现五正声的编钮钟等,是我国音乐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一

  郭家庙曾国墓地考古是一项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主动性发掘,前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勘探和调查。郭家庙墓地东南约1.5公里是忠义寨城址,忠义寨城址处于滚河的北岸。据调查,忠义寨城址时代正好与郭家庙墓地同时,当是同期的曾国都城遗址。在忠义寨城址北面、郭家庙墓地的东面是周台遗址,发掘有大房子等遗迹,时代也与郭家庙墓地、忠义寨城址同时,是都城忠义寨外面的一处重要居住点。忠义寨城址、郭家庙墓地,以及周台遗址构成一处布局完整的遗址群。整个地势北高南低,忠义寨城址南部临水、北面偏西是郭家庙墓地。南部临水、北高南低、墓地处于城址北面等特征,与同期的如晋国等诸侯国城址、墓地布局规律基本相同。

  郭家庙墓地南北长、东西宽各1公里(因汉十高速从中穿过而一分为二),由郭家庙、曹门湾两个墓区组成。郭家庙墓区位于北面,地势较高,分布着郭家庙M60、M21等大型墓葬;曹门湾墓区位于南面,地势相对较低,分布着曹门湾M1等大型墓葬。

  (一)郭家庙墓区

  郭家庙墓区的最高处为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50米的岗地,主要分布着南北向分布的两列墓葬。东面的一列以M60、M50两座大墓为中心,其北依次分布M29、M30、M31、M32等中型偏大墓葬;西面的一列以M21、M52两座大墓为中心,其北分布M28,其南分布M46、M47等中型偏大墓葬。

  M60墓开凿在岩石上,历史上已被盗,该墓呈东西向,长21、宽8、深8米。下挖1.6米后,东西向收缩成长度为8米,从而在西向形成了一个平台,当有墓道的功能。墓葬上分布有积石,积石呈圆形分布;墓葬填埋是采取一层填土、一层石头交替夯实。该墓规模大,在岩石上开凿,以及填土与积石交替的填埋方式,无不显示其高等级的规格。墓葬被盗严重,仍可辨棺、椁痕迹,仅残存矛、罐、车马器等铜器,以及散落的玛瑙珠等少量遗物。铜罐体量小,当为把玩件,盖上浮雕的蟠龙图案十分精美。紧邻其南的M50长约9米、宽超过7米、深超过6米,也被盗,仅存铜鼎耳部等残件。M60、M50当为诸侯夫妇墓,只是可惜不见其名字的铭文。

  诸侯墓M60的北面,依次分布着长超过7米、宽超过5米的中型偏大规格的墓葬四座M29、M30、M31、M32。诸侯墓M60与这四座中型墓之间,分布有一车坑,其中一车祔葬四马,符合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规格,也是与M60的诸侯身份相符合的。M29至M32四座墓,规格是仅次于诸侯墓的高等级贵族墓,当是陪葬的身份显赫的大臣,尽管都被盗,但残存的青铜器,如M30一组10件套铜钮钟,仍显示了墓主人身份的显贵。在M60诸侯墓的东面,沿岗地向下渐次分布许多偏小的墓葬,已发掘十多座,应当是为诸侯服务、级别不高的相关人员墓地。

  M21是2002年发掘的,该墓全长18.6米、宽11米、深6.1米,其中墓道东向,长7.6米。该墓为长方形岩土坑,历史上也被盗过。但出土了一件珍贵的铜钺(见本期彩版),上有“曾伯陭铸戚钺,用为民刑,非历殹刑,用为民政”的铭文,意思是铸造这个象征法律的钺,目的不是为了杀人的,而是治理国家。该墓的主人是曾伯陭,刚发掘出土时,对于其是否是曾侯一级,尚有许多争论,现在根据整个郭家庙墓地的情况来推断,其规模当为国君无疑,亦应是曾侯陭的墓,他在家排行老大,曾伯陭是其未当曾侯之前的称谓;铭文内容,也是与国君的口吻相符合的,或其未当诸侯之前,以太子身份监国时所铸。原报告推断曾伯陭墓西南约115米的M17是其夫人墓,由于当初发掘范围有限,现在结合已发掘的整体看来,M17距离M21墓较远,而紧邻的M52,一棺一椁,出土了6件铜翣,规格与诸侯夫人相符,当是曾伯陭墓的夫人墓。M21出土有一组7件套的铜编铃,形制相同、大小相次,铃身呈合瓦形,上窄下宽,顶上有半圆形环状钮。

  郭家庙岗地南面的M56是一座中型偏大的墓葬,保存较好。出土了一对铜壶、一件盘和一件匜,都有铭文,表明是黄国的“黄伯坠”把自己叫“戚”的女儿嫁到曾国,并陪嫁了一套盘、匜;而作为婆家的曾国也给“戚”做了一对壶,壶的落款为“曾赢戚”,这是“戚”到了曾国的称呼,赢是黄国的姓。该墓没有兵器,符合女性身份。其东面紧邻的M55被盗,残存有兵器,从位置和规模判断,这两座墓当是夫妇关系。

  此外,郭家庙岗地南侧坡下的M86,是中型偏大的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琴、瑟等文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曹门湾墓区

  曹门湾墓区是以M1、M2为中心,陪葬大型车坑、马坑,以及众多中小型墓葬的一处布局完整的公墓地。M1开凿在岩石上,全长21(其中墓道长10米)、宽8.5、深8米,为带斜坡单墓道岩坑墓,一椁二棺。墓道朝东,墓道与墓室同宽,自东向西逐渐倾斜,临近墓室处渐收为一平台,形制特别。该墓早期被盗扰,但椁室保存较好,未发现分室现象,摆放有一定规律:椁室内西北部为车马器,北部为礼乐器,南部为兵器,东部仅存豆、盒等漆木器及金玉器,疑原有大型青铜礼器被盗,出土文物总数达700余件(套)。另出有一枚墨色块状物,经检测含碳12%—15%,可书写,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发现的大量金属饰件,如金银合金虎形饰(含金量约87%)、铜虎形饰等,采用了锤锻、模锻、冲孔等工艺,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实例。在M1的西南面,1982年在耕土层采集过铭文为“曾侯羊白秉戈”的戈,形态为直援、三角锋,时代当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与M1中出土的其他戈的形态一致,为研究M1的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M1的主人极可能是曾侯羊白。

  大型车坑、大型马坑作为M1的陪葬坑,并列分布于M1的西南面。M1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为目前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马坑。其中车坑还是目前考古发现春秋早期最大的车坑,长32.7、宽4米,葬车28辆。车辆呈东西纵列式摆放,车舆、毂、辐、轮、辕、衡等结构清楚,共出土軎、毂饰、辕首饰、辕末饰、銮铃等车器约122件(套)。首次在车坑内发现柱洞,其中北沿14个、南沿2个,推测车坑填埋前其上建有类似车棚的建筑,起保护车的作用,可能与“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的礼制有关。马坑长9、宽8、深2米,葬马49匹以上,所有马头排列多见两个一组。

  M2墓道亦朝东,长22、宽6.5、深8米,长斜坡墓道,带平台,当是M1的夫人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及陶器等。玉器有璧、琮、戈等,陶器有一对曲柄盉,不是曾国器物,而与黄国等淮河流域国家的同类器类似,当是为夫人陪嫁的媵器。结合M2旁边陪葬几座黄国风格的墓葬,并有一座墓出土“黄子坠”铭文,M2墓主当是从黄国嫁过来的。这与文献所载,春秋早期曾国(即随国)与黄国交好的历史也是一致的。

  该墓区共清理中型墓二十余座,葬具多为一椁二棺或一椁一棺,长多在5—7米、宽5—3米。M10、M13各出铜鼎1件,鼎内壁分别有“曾子泽”“曾子寿”字样铭文,泽、寿当为曾国公族中的小贵族,也为此墓地是曾国公墓地提供了佐证。M22出土鼎1、盘1、匜1、簠2,鼎内壁有“尼君鲜”字样铭文,当为女性墓。M43墓出土有“曾太保”铭文,当为此处墓地的高规格也提供了脚注。

  二

  曹门湾M1、郭家庙M30和郭家庙M86音乐文物的发现再次刷新了我们此前关于音乐考古的一些认识。M1的墓主人明确为一代曾侯,该墓陆续发现了最早的编钟簨簴和编磬、最早的瑟、最早的建鼓,等等;郭家庙M86墓主人的身份应当为上大夫,该墓同出了琴、瑟;曹门湾M30的身份当与郭家庙M86相当,出土了一组10件套的铜钮钟。

  (一)琴、瑟音乐文物

  M1发现的瑟有2件。东边的一件出土时面板朝下,淤泥中残留的弦痕清晰,残长120厘米、宽22厘米。这两件瑟的残损情况相似,瑟尾较全,无岳山,弦孔清晰可辨,为3枘17弦。

  郭家庙M86发现的瑟,处于棺的南部,相当完整,长180厘米,宽34厘米。弦、枘的数量等完整情况尚待室内清理,暂不清楚。从已清理的1件瑟枘看,瑟枘其实是羽人的形象。可辨弦孔,首岳也很清楚。先秦瑟枘顶部的装饰通常为浮雕,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浮雕题材,比如较早的有浮雕鸟喙纹、云纹、涡纹、弦纹等,战国中期后出现了六瓣柿蒂纹等一些写实世俗的题材,显然不同于早期的装饰题材。到了战国早期,瑟枘基本定型为4个,比如曾侯乙瑟。目前所知战国时期的瑟,无论弦数多少,瑟枘普遍为4个。

  郭家庙M86发现了迄今时代最早的琴。该琴出土于椁室东北角,位于棺的东北角。长约92厘米,宽约35厘米。通体略似高髻人形,箱体整木斫成,髹黑漆。很显然,郭家庙出土的这一张琴,也属于“半箱琴”。人形部分主要为琴的共鸣箱。高髻部分有琴尾龙龈、雁足装置,起承弦、固定弦以及稳定琴身的作用。龙龈有较深的过弦痕迹,说明该琴为实用器。首岳山嵌入琴体,旁有弦孔若干。这张琴出土于春秋早期的墓葬,比曾侯乙十弦琴早约三百年。

  (二)编钟、编磬及其他音乐文物

  郭家庙M30出土乐器(含响器)16件。钮钟10件出土于南室中部,有大、小相次规律,当为一套使用;銮铃2件、小铜铃1件、钮钟(“铃形器”)3件出土于北室西北角。

  曹门湾M1出土的音乐文物最具特色。钟、磬架横梁(即簨)均为两端圆雕龙首,通体浮雕彩绘变形龙纹;钟、磬架立柱(即虡)均为圆、浮雕相结合的龙凤合体的羽人形象;钟、磬、建鼓架的底座(即跗)为通体彩绘垂鳞纹圆雕凤鸟造型。可惜钟被盗,磬片虽破碎,但仍可见其形态较早。建鼓贯柱(即楹)高3.31米,彩绘蟠虺纹。瑟、建鼓以及钟、磬架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实物。

  三

  郭家庙墓地出土的音乐文物,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从西周早期叶家山墓地至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之间所出土曾国音乐文物的序列,改变了此前关于音乐文物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琴、瑟

  曹门湾M1发现的2件瑟,为3枘17弦。以前所知出土年代最早的瑟当属湖北当阳赵巷M4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的两件瑟。这两件瑟出土时均残破,估计长200厘米左右,均为3枘18弦。其次是湖北当阳曹家岗M5出土的两件瑟,属春秋晚期。一件长191厘米、2枘21弦,一件长210厘米、3枘26弦。M1出土的两件瑟,相比春秋中晚期的赵巷4号楚墓、曹家岗5号楚墓而言,应为瑟的早期形态。

  郭家庙M86的琴,形制非常完整,我们能确定其为“半箱琴”,但具体的弦数及内部结构的具体情况尚待室内整理完成方能知晓。战国早期的著名的曾侯乙琴,它有十个弦孔,因此被称作十弦琴。战国中期或偏晚的郭店琴,出自荆门郭店M1,与《太一生水》竹简一起出土,是一张七弦琴。战国中期偏晚的九连墩M1出土的琴,通体浮雕彩绘,有人物有故事,艺术技巧相当高,它是一张十弦琴。这些琴弦数不一致,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共鸣箱占整体比例的约二分之一,因此又叫“半箱琴”。M86的琴和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共同勾画了琴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琴瑟同出概率极小。《礼记》讲“士无故不撤琴瑟”,《左传》讲“君子之近琴瑟”。《吕氏春秋》还讲,朱襄氏作五弦瑟以来阴气。在考古发掘中,琴瑟并非总在一起出现。瑟单独出的多,而琴的发现屈指可数。M86琴瑟并出,为迄今时代最早的琴瑟组合。曾侯乙“弋射图衣箱”漆书写道:“民祀唯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琴瑟常和。”饶宗颐先生认为这是人们祈褔的祷告词,当时人们生存的最高理想就是“琴瑟常和”。

  (二)关于编钟、编磬

  关于钮钟的发展与演变。先秦钟类乐器皆为合瓦形、筒体,同源特征明显与远古陶铃一脉相承。郭家庙墓地出土了多种“铃形器”,让我们看到两周之际铃的发展变化,其中保有铃舌的成为编铃,去掉铃舌的成为无枚编钮钟。M30钮钟与其他“铃形器”并出,反映出钮钟正在从“铃形器”分离出来,钮钟成为钟属乐器的年代应为两周之际。此前已有多位学者注意到,商音的出现是在春秋早中期。M30钮钟的音列表明,商音在两周之际已然出现。

  总之,郭家庙音乐考古,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程,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周代曾国音乐,尤其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曾侯乙编钟这一人类音乐的奇迹,提供了新素材和新视角。

(作者附言: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编号:14ZDB051)的资助。)

(原文刊于《音乐研究》2016年第5期)

江决 发表于 2025-5-8 1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家庙曾国墓地音乐考古的礼乐制度探赜

方勤先生主持的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以系统性音乐器物群的出土,为西周至春秋早期礼乐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此墓地的布局与出土乐器组合,不仅印证了曾国作为周代南土重要诸侯国的政治地位,更揭示了早期礼乐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空间实践。

一、墓地布局与礼制空间
郭家庙墓区以三组曾侯夫妇墓为核心,辅以车马坑及中小型墓葬的层级分布,严格遵循周代"聚族而葬,昭穆有序"的宗法制度。其选址于滚河北岸高地,与忠义寨城址、周台遗址形成"都城-墓地-居邑"的三元结构,恰合《周礼·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的规划理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M60、M21等大墓占据岗地制高点,而车马坑长达327米的规模,远超同期中小型诸侯国配置,暗示曾国在汉东地区的特殊军事地位。

二、乐器组合的礼乐内涵
墓中出土的簨簴(钟磬架)、编钮钟、磬、鼓等乐器,构成一套完整的"金石之乐"体系。其中10件套编钮钟五正声俱全,其音列结构(宫-商-角-征-羽)与《国语·周语》"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的记载相合,实证西周"十二律"理论在南方诸侯国的实践。琴、瑟等丝弦乐器的共存,更补足了《仪礼》中"堂上登歌,堂下笙磬"的乐队编制空白。尤为珍贵的是簨簴遗迹的发现,为研究钟磬悬制提供了罕见的实物标本,其形制或可印证《考工记》"梓人为笋虡"的工艺标准。

三、曾国音乐考古的学术价值
相较于叶家山、文峰塔等曾国墓地,郭家庙乐器群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一,编钟音列完整呈现五声体系,较之西周中期常见的四声结构(如晋侯苏钟),显现出春秋早期礼乐制度的成熟化趋势;其二,琴瑟类乐器与金石之乐共出,暗示"八音"分类中"丝""石""金"三类乐器在祭祀场景中的组合使用,这与《诗经·小雅》"钟鼓既设,一朝飨之"的宴享场景形成互证。

此次发掘不仅填补了汉水流域周代音乐考古的空白,更以实物群像揭示了曾国"纳夷入夏"的文化策略——通过严格遵循周礼乐制,强化其作为周王室南土屏障的政治合法性。未来若能将出土乐器与同出青铜器铭文对照研究,或可进一步揭示曾国乐官制度与中原王畿的互动关系。

(全文798字)

按:本文从礼乐制度视角切入,结合文献与实物证据,着重分析乐器组合的礼制功能,避免泛泛介绍发掘经过。文中征引《周礼》《考工记》等典籍与考古发现互证,体现"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限于篇幅,未展开讨论M21曾伯陭墓铭文与音乐器用的关联,此问题可另撰专文探讨。
郭奉孝 发表于 2025-6-16 18:04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家庙曾国墓地音乐考古发现之学术价值刍议

方勤先生主持之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实乃近年来先秦考古学领域之重大突破。其音乐考古发现尤为瞩目,不仅填补了曾国礼乐制度研究之空白,更为探讨两周之际礼乐文化之嬗变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墓地出土之乐器组合,包括簨簴、琴、瑟、鼓、磬、铃及十件套编钮钟,构成一套完整之"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系统。其中编钮钟正鼓部完整呈现宫、商、角、征、羽五正声,其音列结构既承西周雅乐传统,又显现春秋音乐变革之端倪。此发现与《周礼·春官》"凡乐,圜钟为宫"之记载相印证,确证曾国虽处汉东,却严格遵循周王室礼乐制度。

从墓葬布局观之,三组曾侯夫妇墓呈"品"字形分布,与327米车坑、9米马坑构成完整礼制空间。此种"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之规划,与《考工记》所载王城布局暗合,反映出曾国统治者对周礼空间秩序之严格遵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地与忠义寨城址、周台遗址形成"都城-居邑-陵区"三位一体之格局,此与曲沃晋侯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等呈现相似规制,彰显出周代诸侯国"事死如事生"之礼制观念。

音乐器物之陈设位置尤具深意。编钮钟多置于墓室东侧,与《仪礼》"乐人悬于阼阶"之制相符;琴瑟等丝弦乐器则置于棺椁之间,暗示其或为墓主生前赏玩之器。此种差异或反映钟磬作为"公器"与琴瑟作为"私器"之不同礼制功能。尤其M21曾伯陭墓出土乐器组合最为完备,其规格直追虢季墓等畿内诸侯,充分证明曾国在汉东地区之特殊政治地位。

郭家庙音乐考古发现之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器物本身,更在于揭示了周代礼乐制度在诸侯国的具体实践方式。曾国虽非姬姓诸侯,却通过严格遵循周礼来确立其政治合法性,此正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记载相呼应。方勤先生此项工作,实为理解周代礼乐文明之空间表达与政治功能,提供了不可多得之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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