毌丘甸

曹魏官员：毌丘甸，是毌丘俭的长子，闻名于洛阳

毌丘甸，毌丘俭之子，官至治书侍御史，俭反，逃走新安灵山上，别攻下之，灭三族，唯有宗等四人在吴仕官，太康中，回晋，宗字子仁，有父风。

人物资料

毌丘甸（？－255年），字子邦，三国时期河东闻喜人(今山西.运城.闻喜），镇东将军毌丘俭之长子，三国时曹魏官员，为治书侍御史。曹芳被司马师逼迫退位后，促使父亲毌丘俭叛乱，并发兵离开洛阳，但不久便被杀害。

生平

毌丘甸有名于洛阳。253年，齐王曹芳被废，毌丘甸曾向父亲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劝父亲起兵讨伐司马师。正元二年（255年），毌丘俭起兵叛变前夕，毌丘甸时任治书侍御史，毌丘甸在起兵前私自出走，带家属逃亡到新安的灵山上，但灵山被攻下后被捕，被诛杀。

家庭

父辈

毌丘俭，魏镇东将军。

毌丘秀，毌丘俭幼弟，毌丘甸叔父，毌丘俭兵败后逃到东吴。

兄弟

毌丘宗，毌丘俭子，毌丘俭兵叛变时送毌丘宗到东吴当人质，一直留在吴国至吴亡，后归晋。

子侄

毌丘重

《论毌丘氏父子与曹魏末年的政治变局》

毌丘氏一族在曹魏末年的政治变局中，实为观察士族与皇权关系的典型案例。毌丘甸作为镇东将军毌丘俭长子，其生平际遇折射出正始至甘露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

考毌丘甸仕宦轨迹，其任治书侍御史一职颇具深意。此职始设于汉宣帝时，掌律令审议，魏晋之际多由通晓律法的名士担任。《三国志·魏书》裴注引《魏略》载其"有名于洛阳"，可见其非仅凭门荫入仕，当有实学才干。其谏父起兵时所言"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实为汉末清议精神的延续，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政治伦理观。

值得注意的是，毌丘甸在父亲举兵前的逃亡行为，与《晋书·刑法志》所载"亲属相隐"的律法传统形成微妙对照。其选择新安灵山为藏身之所，盖因此地属崤函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然终不免被诛，可见司马氏肃清异己之决绝。毌丘宗等四人得存于吴，后又归晋，则反映出三国后期士族在政权更迭中的生存策略。

毌丘俭之叛，本质上是曹魏功臣集团与司马氏权力博弈的延续。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指出，魏晋之际的地方都督往往兼具士族与武将双重身份。毌丘氏作为河东著姓，其起兵失败标志着地方武力集团对抗中枢的最终失利。毌丘甸的悲剧，正是这种历史转型中个体命运的缩影。

今人观毌丘甸事，当置于汉魏之际士族政治演变的宏观视野中审视。其谏父之语犹存士节，而终不免族诛之祸，可见政权更迭时期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的深刻矛盾。毌丘氏一门的遭遇，实为理解魏晋禅代关键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注脚。

《毌丘甸事略考辨》

毌丘甸者，河东闻喜人也，魏镇东将军俭之冢嗣。按《三国志》裴注引《魏末传》，其字子邦，官至治书侍御史，以正元二年（255年）罹司马氏之祸。考其生平，有三事尤当辨明：

一、劝父举义之真伪
《晋书·景帝纪》载毌丘甸劝父起兵语："大人居方岳之重，社稷倾危而不顾，天下其谓何？"此言与《魏氏春秋》所记略同。然细考时势，正元元年（254年）曹芳被废时，俭尚持观望，至次年春方举兵。甸之谏词，当在司马师擅行废立之际，非起兵前临时所发。观其"受四海之责"之语，实见儒家"大臣之义"的熏染，非寻常武臣子弟所能道。

二、逃亡新安之始末
史载甸"先携家属遁新安灵山"，此事颇有深意。新安地处洛阳西陲，毗邻弘农郡，为司隶校尉辖地。甸不东奔淮南与父合兵，反西走险峻，盖欲保宗嗣以待转圜。然司马氏用兵素来迅疾，遣邓艾率精卒围山，终致"别攻下之"。此"别攻"者，当指分兵奇袭，非正面强攻，可见甸据守之处险要非常。

三、家族存续之脉络
《吴录》载俭弟秀、子宗等四人入吴，宗字子仁，后于太康中归晋。按晋制，敌国旧臣来降多授散职，而宗能保全，必因其才具。裴松之注引《毌丘氏谱》云宗"有父风"，当指其文武兼资之能。至若"灭三族"之说，实为魏晋刑名之常例，然漏网者众，非尽数屠戮，此亦可见司马氏诛除异己时犹存分寸。

综而论之，毌丘甸身处魏晋禅代之际，其劝父举兵显忠魏之志，遁走灵山存继嗣之智，虽终不免族诛，然观其弟、子得存于吴，后归晋廷，实暗合《周易"天地不仁"之旨。昔王夫之《读通鉴论》谓"魏之亡，亡于士大夫之无节气"，然毌丘氏父子以方镇之兵抗权臣之势，虽败犹彰气节，未可以成败论之。

（全文计78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