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卷12贵教诗解因善教义义成教行利出礼让上安下顺利出力争则任力争

《傅子》卷12贵教诗解因善教义义成教行利出礼让上安下顺利出力争则任力争

题文诗：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

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

况人含有,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

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道行.士有伏节,

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由先王,因善教义,

因义立礼.因善教义,义成教行,因义立礼,

礼设义通.商鞅韩非,孙子吴起,知人性之,

贪得乐进,而但不知,兼济其善,乃束以法,

邀之以功,使天下人,唯力是恃,唯争是务,

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忘其,身者好利,

之心独用.人怀好利,之心其则,善端没矣.

中国所以,常制四夷,礼义教行,失所教则,

同夷狄矣.其所以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

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

人以智役,体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

智巧日用,相残无极.相残无极,乱孰大焉!

不济其善,唯力是恃,其不大乱,者几稀耳.

人之性也,避害从利.利出礼让,即修礼让.

利出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

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况于,

悠悠者乎!修道谓教,教民从善,化性起伪.

卷12贵教题解：

贵教，即重视教化的意思。人性本善，而习性不善，如果没有好的教育，人与人就会出现竞争、斗争的现象。因此要通过教化来彰显其本性中善的一一面。
《原文》
虎至猛也，可畏(畏作威)而服。鹿至粗[254] 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255]之性，有善可因[256] ，有恶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士有伏节[257] 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者也。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若夫商[258] 、韩[259]，孙[260]、吴[261]，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下上有天字)唯力是恃，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262] 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263] 没矣。中国所以常制四夷[264] 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265] 矣。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禽兽，乱将甚焉。何者?禽兽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无教节，是智巧[266] 日用，而相残无极也。相残无极，乱孰大焉!不济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乱几稀耳。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即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267] 者乎。【注释】

《267》悠悠:遥远的，生疏的。
【译文】

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可用威力制服;鹿是最粗笨的动物，可调教而役使;木头很强硬，可使其柔韧而弯曲;石头最坚硬，可销融而为人使用。何况人有仁、义、礼、智、信五性，是有善心能够依循、有恶习能够改正的呀!人所看重的，莫过
于自己的躯体，但崇尚教化的风气盛行，士子中就有为节操杀身取义、死而无所顾惜者。这是先王依靠人的善心而教人以义、依靠义确立礼。顺其善心而教以义，所以人们从义而政教畅行;凭靠义来确立礼制，所以礼制设立而人人循礼而行。至于商鞅、韩非、孙子、吴起，知道人性贪得无厌、乐于进身，而不知同时助长其善的一面。因此，用刑法约束，用功名鼓励，使天下人只依靠强力，只致力于争夺。依仗强力、务求争夺，以至于有人赴汤蹈火而忘记死活，都是争利之心所驱使的。人人都抱着求利之心，人善良的一面就丧失了。

中国能制服四夷的原因，是推行了礼义之教。丧失了礼义教化，就与夷狄没有了区别。跟夷狄相同，则也就和禽兽相同了。不仅是与禽兽相同，甚至比禽兽更混乱无序。这是因为禽兽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变，人却是用巧智驾驭体力者。以巧智驾驭体力，而没有礼教加以节制，就会巧智日见使用，而彼此伤害无穷无尽。彼此相互伤害无穷无尽，祸乱哪有比这更大的!不帮助其向善，只凭借暴力，天下不发生大乱几乎是没有的。人的本性，是避害趋利。因此，利益出自于礼让，人们就会修习礼让;利益出自于强力，人们就会凭借强力争夺。人们修习礼让，则国家安定，百姓顺从，没有侵凌掠夺;凭借强力争夺，则父子难免相互危害，何况对于其他人呢?

《傅子·贵教》章义疏解

傅玄《贵教》一章，以"因善教义"为核心，阐发教化于人伦政道之要义。其文虽简，然义理深湛，今试为疏解如次。

一、物性可化以喻人性可教
开篇连举四喻："虎至猛可威而服，鹿至粗可教而使，木至劲可柔而屈，石至坚可消而用"，此乃《荀子·劝学》"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之遗意。猛虎、野鹿、劲木、坚石，皆禀刚强之质，犹可驯化改造，况乎"含五常之性"之人？《白虎通·性情》谓五常乃仁义礼智信，此人性之本善可因者也。傅子承汉儒气性之说，既肯定"有善可因"，又强调"有恶可改"，与董仲舒"性待教而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相发明。

二、教化成俗之双重进路
"因善教义"者，乃顺其本性而导之，如孟子所谓"扩充"善端；"义成教行"则见制度之设，《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也。傅子特重礼让之教，盖因"利出礼让则上安下顺，利出力争则任力相争"。此语实本《荀子·礼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争"，故需"制礼义以分之"。礼让非废利也，乃使利得其正；力争非禁力也，惧其失序而乱。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牧民》），傅子则谓"礼节行而后利可均"，二者互为表里。

三、政教相维的治道智慧
篇中"上安下顺"四字最宜玩味。《孝经》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傅子深化为礼让教化可使上下各得其所。其思想脉络近于《周易·履卦》"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远承周公"制礼作乐"之精义。所谓"任力争"之戒，实针砭魏晋时门阀相轧、权争不休之弊。傅玄身历魏晋易代，目睹名教颓堕，故重申教化乃"经国家，定社稷"（《左传·隐公十一年》）之根本。

要之，此章以驯化猛兽为喻，申明教化非强人所难，实因势利导；非压抑人性，乃成全善性。其说熔铸儒法，既主礼义导民，亦不废威刑辅教，与《傅子》全书"礼法并举"之旨一脉贯通。今日读之，于构建"教善化恶"之社会伦理体系，犹具镜鉴之益。学者当于"因善""改恶"两端细参，方得傅子贵教之深意。

《傅子·贵教》章义疏解

傅玄此章以"贵教"为题，阐发教化之功用，其文虽简而义理深远。今试为疏解，以明其要旨。

一、教化之可能：因性立教
开篇连用四喻："虎可威服，鹿可教使，木可柔屈，石可消用"，皆言刚猛粗砺之物犹可驯化，况乎"含五常之性"之人？此承《中庸》"天命之谓性"、《孟子》"性善"之说，揭示教化之本体依据。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乃人性本具之善端。傅子谓"有善可因，有恶可改"，既肯定人性本善（可因），亦承认习染之恶（可改），与董仲舒"性三品"说暗合。其要义在：教化非外力强加，实乃顺性导引。

二、教化之次第：由义趋利
"因善教义，义成教行"八字，道出教化枢机。先因本然之善（仁）启其自觉，继以应然之义（宜）立其规范，终成当然之行（礼）。此即《礼记》"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之意。尤可注意者，傅子言"利出礼让"而非"利出争夺"，此与《大学》"以义为利"一脉相承。盖教化之效，在使民知礼让则上下安、顺理则百事成，若任力争则乱象生。其辩证处在于：承认利之客观存在，但强调须以义导利。

三、教化之实践：刚柔并济
文中"威服"与"教使"并举，"柔屈"与"消用"兼施，暗含教化二法：德礼为柔，政刑为刚。此本于《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双轨。傅子特强调"可教而使"，可见更重德化。其以鹿喻民，较之传统"牧民"说，多一份对主体性的尊重，此魏晋儒学新变之征。

四、当代启示
傅子之论于今有三重价值：其一，肯定人性可塑，破"性恶不可移"之迷思；其二，明示教化当顺性引导而非强制改造，合乎现代教育理念；其三，"利出礼让"说可为市场经济下义利之辨提供参照。然须注意，其说仍囿于自上而下的教化模式，未及现代公民教育之平等互动，此时代局限使然。

要之，此章虽简，实涵儒家教化思想精义：本于性善而立教，循乎人情而制礼，终于义利双行。读之当思：今之教化，如何在尊重个体与维系秩序间得其中道？

《傅子·贵教》章阐发教化之本，以自然物性喻人道，言简义丰。其文曰：“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此四喻层层递进，皆明天地万物虽禀性各异，然皆可因势利导以成其用。究其根本，乃为推论人性教化之可能与必要。

人含五常之性，具善端亦藏恶质。善者可因，恶者可改，此儒家“性可化”之要义。孟子言“扩而充之”，荀子主“化性起伪”，虽取径不同，然皆肯定教化之功。《贵教》承此传统，强调“因善教义”，即顺人性固有之善而导之以义，使义理内化，教化方行。若教化得法，则“利出礼让”，人人循礼而行，社会利益自然生发于谦让之中，而非争逐所得。如此则上下安顺，各得其所。

反之，若教化不施，或施之不得其道，则“利出力争”。人人竞逐私利，必致纷争四起，社会失序。此与《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之警诫相通。故《傅子》强调“任力争”之弊，实呼应以礼义节制人欲，使利出于让而非争。

此章深意，在于揭示教化非强加外在约束，而是启发内在善性，使人自觉循义而行。礼让之利，非否定利益，而是使利益获取合乎道义，从而实现个人之欲与社会之和的统一。此乃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实践智慧，于今日社会之道德建设与和谐发展，仍具深刻启示。

要之，《贵教》篇以自然喻人事，明教化乃因人性而导之，其功在使礼让成俗，争心自息，终达至上安下顺之境。此乃国学重教传统之精义，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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