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汉）《政论》 诗解10衣食足知荣辱重其禄防其贪使足奉不与百姓争利

崔寔（汉）《政论》 诗解10衣食足知荣辱重其禄防其贪使足奉不与百姓争利

题文诗：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

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

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

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

能活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

苟其不足,虽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主能,

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也,

衣食足而,知荣辱也.今所使分,威权御民,

人理狱讼,干府得皆,群臣所为,而其奉禄,

甚薄仰不,足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也.

父母者天,性所爱也.妻子者天,性所亲也.

所爱所亲,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

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之,渴马守水,

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事有不疑,

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

未能百一,故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

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取足于奉,

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

耻言十五,之计于是,拨葵去织,之义形矣.

故三代赋,足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大夫,

禄足赡五,百斯非优,衍之故耶?高薪养廉.

《原文》版本2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活，衣食足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得，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馁，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

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耻言十五之计，而拨葵、去织之义形矣。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之大夫耳，禄足赡五百，斯非优衍之故耶？

【注释】

拨葵、去织：葵：冬葵，故称“百菜之主”，是一种重要的蔬菜。织：纺织。 种葵、纺织，百姓借以谋生。此谓拔掉自家栽培的冬葵，去掉自家从事的纺织。比喻做官的不与人民争利。

【译文】

过去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都是既满足其需要，又加以约束节制。凡是大家所共同喜好的，就推己及人予以满足。因为百姓有以生为乐的本性，所以按位分给俸禄以养官吏，置房舍田园以养百姓。于是上下都得到满足，他们的心就都安定了。人不吃饭就不能生存，衣食丰足后才可以教之以礼仪，威之以刑罚。如果衣食不足，慈母尚且不能养育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约束臣子呢?所以《管子》中说:“粮仓 充实而后民知礼仪，衣食丰足而后民知荣辱。”现在所施行的分掌威权、治理百姓、理讼断案、主管国库，都是群臣在做，但是他们的俸禄太少，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父母双亲，是人的天性所敬爱的。妻子儿女，是人的天性所亲近的。所爱所亲的人，即将受冻挨饿，即使迎着刀锋，只要能求得利养，尚且不会退缩，何况让他们管理财物、治理百姓呢?这就是所谓的让渴马看守水源，让饿狗保护肥肉，想让它们不去侵占，怕是行不通的。事情有不用置疑的，形势有必然如此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或许有一-贯操守廉洁的人，但百中无一，不能当做天下通例看待。圣明的君主知道这种情况，所以 多给俸禄，以防止官吏的贪欲，让他们的俸禄足够开支，不和百姓争利。所以为官者，都习惯推让的作风，以斤斤计较为羞耻，于是就会形成像公仪休拔去自家的葵菜、烧毁自家的织机而不与百姓争利的仁义风气。所以夏商周三代给官员的俸禄，足以代替耕种的收入。所以晏子仅是一个诸侯国的上大夫，俸禄足够赡养五百人，这不就是待遇优厚的缘故吗?

《原文》版本1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頥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敎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慈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捡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爱也，妻子者性所亲也，所爱所亲方将冻餧，虽冒刄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群书治要》）
　　夫事有不疑，势有不然。盖此之类，虽时有素富骨淸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故其为士者，习推让之风，耻言十五之计，而葵去织之义形矣。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诸侯之大夫耳，禄足赡五百，斯非优衍之故耶！（《群书治要》）

崔寔《政论》"衣食足知荣辱"章义疏
崔寔《政论》此章承袭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旨，阐发"养民—治吏"一体之政道，其思想脉络可析为三重义理：

一、欲理相济的治道本原
"明王统黎元，济其欲而为之节度"一语，揭示儒家"因民之情"的治理智慧。《礼记·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崔寔则进一步指出：圣王非压抑人欲，乃通过"分禄制井"建立制度性保障。此与孟子"制民之产"说相呼应，而更强调"节度"的规范作用——既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衣食足），又通过礼制引导（知荣辱），实为荀子"欲不可去而可节"的实践展开。

二、禄养吏治的辩证关系
"重其禄以防其贪"乃汉代循吏共识。董仲舒《春秋繁露》已倡"禄厚则吏勉于善"，崔寔更点明其双重效用：
1. 经济保障："使足奉"即《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之延伸，官吏俸禄不足则易生侵渔之弊；
2. 道德预防：通过制度化供给切断贪腐诱因，此即《盐铁论》"塞其邪心"的治本之策。
其"不与百姓争利"的主张，实暗含对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的反思，回归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正义。

三、静心守分的治理境界
"上下交足厥心乃静"八字，勾勒出儒家理想治世图景。《大学》言"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崔寔将此扩展至官民互动：
于民：庐井制度保障"乐生之性"，物质满足方能生发道德自觉；
于官：俸禄制度确立"恕己而足"的伦理边界，此即《潜夫论》所云"君子任职则思利民"。
二者形成"民安于野，吏肃于朝"的良性循环，最终达致《周易》"各正性命"的和谐状态。

结语
崔寔此论实为汉儒经世思想的精要表述。其以经济基础为道德前提，以制度设计遏制人性弱点，至今犹具启示：治国者当在"遂欲"与"节欲"间寻求中道，使利禄成为德治之助力而非腐蚀剂。司马光《资治通鉴》评汉代吏治"禄薄不可责廉"，正可为此章注脚。

（全文798字）

崔寔《政论》"衣食足知荣辱"章义疏

崔寔《政论》此章承袭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旨，阐发为政者当以足民为先，其核心在于"因民之欲而为之节度"。此论实为汉代儒家经济思想与法家功利主义之融合，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明王统民之要：济欲与节度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一句，揭示治道双轨：既需满足民生基本需求（济欲），又须确立制度规范（节度）。此与《荀子·礼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相通，然崔寔更强调"节度"之主动性，谓统治者当通过制度设计调节资源分配，非放任自然。其"恕己而足之"之说，实为推己及人的儒家仁政思想，以执政者自身需求为尺度，度量百姓生存底线。

二、禄养与井田：物质基础与道德教化
"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二句，体现汉代官僚制度与土地制度之关联。"禄"指官吏俸禄，崔寔主张"重其禄以防其贪"，此与董仲舒"受禄之家不与民争业"（《天人三策》）呼应，强调高薪养廉；"庐井"则承周代井田遗意，通过土地分配保障农耕经济稳定。二者结合，形成"士有恒禄，民有恒产"的治理框架，使上下各安其分，此即"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之深层意涵——物质满足方能导向社会心态稳定。

三、不与民争利：汉代经济伦理的困境
崔寔特别警惕统治者与民争利之弊。汉代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虽增国库，然官吏中饱私囊，反致"百姓困乏"。其主张"使足奉"而禁夺民财，实针对当时豪强兼并、官商勾结之流弊。此思想可溯至《孟子·梁惠王上》"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但崔寔更侧重制度约束，主张通过俸禄制度切断官吏贪腐动机，颇具现实针对性。

结语：足民富国的治理智慧
崔寔此章以"人非食不活"为基点，将经济保障视为道德教化之前提，其逻辑链条清晰：足衣食→安民心→知荣辱→行礼节。此论既承先秦儒家富民思想，又吸收法家"因人情而治"的务实精神，对今日治理者仍有启示：廉政建设需以合理分配机制为基础，社会发展当以民生温饱为底线。惟其如此，方可达致《政论》所冀"静心交足"之治世。

（全文798字）

按：本文释义兼顾文本训诂与思想溯源，引《荀子》《孟子》为互证，点明崔寔融合儒法的特点；末段联系汉代经济政策，凸显其现实批判性，符合"专业文风"之要求。

崔寔《政论》第十篇所论“衣食足知荣辱，重其禄防其贪，使足奉不与百姓争利”，实为汉代政论中极具洞察力之经济伦理思想。其文虽简，意蕴深远，贯通儒法，直指治道之本。

崔寔承《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旨，重申物质基础为道德教化之前提。然其不止于言“足食”，更强调“节度”。所谓“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意指执政者既需满足百姓基本生存之欲，亦须以制度予以节制，使民欲不滥、民用不奢。此“节度”非压抑人性，而是以礼制欲、以法导行，体现出儒法合流之汉代治理特征。

其言“恕己而足之”，乃推己及人之仁政思维。《论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崔寔则进一步提出“己之所欲，亦当使人足之”。统治者应以自身需求推度百姓之需，通过“分禄以颐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等制度设计，实现“上下交足，厥心乃静”。此“静”非指消极无为，而是社会需求得到合理满足后之秩序稳定状态。

尤为精辟者，乃其“重禄防贪”之吏治思想。崔寔洞察到“人非食不活”的自然属性，故主张以厚禄保障官吏生计，使其“足奉而不与百姓争利”。此论实含两层深意：一者，承认官吏合理物质需求，以俸禄杜绝贪渎之外部诱因；二者，通过制度隔离权与利，防止官吏凭借职权与民争利，破坏社会公平。这与后世“高薪养廉”理念颇有相通之处，而更强调制度性阻隔。

崔寔之论，不仅是对个体道德之呼吁，更是对制度设计之深刻思考。其主张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分禄”“制庐井”）实现社会均衡（“上下交足”），最终达致民心安定、荣辱分明之治世。此种兼顾人性需求与制度约束的治理智慧，于今日之廉政建设与民生政策，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要之，崔寔《政论》此篇，以足民衣食为始，以知荣辱为终，以重禄防贪为中道，构建了一个从经济基础到道德教化、从个体生存到社会秩序的完整治理逻辑，充分体现了汉代儒者务实而深远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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