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下诗解7半两钱重四铢奸盗摩钱取鋊钱轻物贵用币烦费鹿皮白金为币《史记平准书》6

《汉书食货志》下诗解7半两钱重四铢奸盗摩钱取鋊钱轻物贵用币烦费鹿皮白金为币《史记平准书》6

题文诗：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

摧其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少,

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已,

四十余年,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

铜山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多而轻,

物益少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聘享.

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

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盗摩,钱质取鋊,

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

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

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

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

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白金三品:

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命曰白撰,

贾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名,

贾值五百;三曰复小,椭之文龟,其值三百.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

盗铸诸金,钱罪皆死,吏民犯者,不可胜数.

　　　　《原文》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译文】

于是天子和公卿商议，改造钱币来补充费用，以打击那些骄奢淫逸侵占他人财产的人。这时帝王苑囿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从孝文帝改造四铢钱起，到这一年已四十多年，从建元以来，流通的很少，官府往往到多铜的山去铸造钱币，百姓也有的偷着铸钱，不可计算。钱越多越轻，物质越少但贵。有关官员说道：　“以前是皮币，诸侯用来互相问好和向天子献纳。金有三种等级，黄金是上等，白银是中等，铜是下等。现在半两钱法定重四铢，而邪恶的人有的就偷偷地磨擦钱取得铜屑，钱更加轻薄而物质更加贵重，远方的人使用钱币的耗费没有减少。”就用白鹿的皮一尺见方，边缘绘上五彩，成为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见天子互相问好以及向皇上献纳，一定要用皮币表示效忠，然后才能通行。

《原文》

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值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译文】

又铸造银锡合金的货币称之为白金（又杂铸银锡制成白金（史记平准书））。认为天用没有比龙更好的，地用没有比马更好的，人用没有比龟更好的，所以白金有三个品级：一种是重八两，圆形，其正面的图案为龙，叫“白撰”，价值三千；一种是重量稍轻，方形，其正面的图案为马，价值五百；一种更小，椭圆形，其正面的图案为龟，价值三百。命令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使重量和所刻的一样。偷着铸造各种金钱的，按罪都要处死，而官民犯法的数不胜数。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所载货币改制考论

汉武一朝货币制度之变革，实为应对财政困局与抑制豪强兼并之重要举措。考《食货志》所载"更造钱币以澹用"之议，乃承袭文帝四铢钱制四十余年后，针对"奸盗摩钱取鋊""钱轻物贵"等积弊所行之币制改革。此中深意，当从三方面析之：

一、货币减重之历史脉络
孝文帝造四铢半两钱，实为汉初"令民放铸"政策之终结。然至武帝时，民间盗铸者"摩钱取鋊"（刮取铜屑），致使钱币实际重量低于法定标准，形成"钱轻物贵"之恶性循环。颜师古注"鋊"为铜屑，正揭示当时货币信用危机之技术根源。此与《平准书》"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相印证，反映官铸体系已难维持币值稳定。

二、白金三品与皮币制度创新
少府储银锡、禁苑养白鹿之记载，揭示武帝货币改革之特殊思路。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值四十万钱；银锡合金为白金三品（圆形龙纹、方形马纹、椭圆形龟纹），实为应对铜钱贬值之非常手段。然《平准书》载"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可见这种脱离实际价值的虚币政策终难持久，此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谓"利权倒持于奸商"之弊也。

三、抑兼并之政治经济学
"摧浮淫并兼之徒"的表述，彰显此次币制改革的政治意图。汉初放任政策使富商大贾"积贮倍息"（《食货志》语），至武帝时已威胁中央财政。桑弘羊《盐铁论》所言"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正可与此互证。改币制实为收回利权之术，然《平准书》载"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则暴露严刑峻法亦难阻经济规律。

要之，武帝币制改革乃汉初经济政策转折之关键。四铢钱制之崩坏，反映商品经济发展与货币管理能力之矛盾；白金皮币之试验，则显示传统"轻重之术"在新型经济关系前之局限。马端临《文献通考》论此谓"利权一失，卒不可复"，诚为的论。后世观汉武财政政策，当于此中察其得失。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所载货币改制考释

《汉书·食货志》下篇所载武帝时币制改革，实为西汉经济史之关键转折。其文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此语揭示武帝改币之双重目的：一则解决财政匮乏（‘澹用’），二则打击豪强兼并（‘摧浮淫’），体现中央集权对经济秩序之整饬。

考其背景，自文帝铸四铢半两钱以来，经四十余年流通，已现‘奸盗摩钱取鋊’之弊。颜师古注：‘鋊，铜屑也。’指民间刮取钱币边缘铜屑以牟利，致钱体轻薄、物价腾贵。此现象反映货币信用体系崩坏，与《管子·轻重》所言‘刀币无禁则奸真并行’相合。武帝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之矛盾，正是财政收支失衡与郡国铸币权失控的双重危机。

改革措施以‘鹿皮白金为币’最为特殊。据《史记·平准书》载：‘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此虚值货币之设计，实为解决‘少府多银锡’而少铜矿之困境。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指出，皮币本质是‘以皇室特权强制流通的信用凭证’，其价值锚定于天子苑囿资源（白鹿）与政治威权，非经济规律所能解释。

至于四铢钱制之演变，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考》辨析甚详：文帝时四铢钱重如其文，而武帝时‘郡国铸钱，民多奸铸’，实质重量已不足四铢。出土钱币证实，河北满城汉墓所出四铢钱平均重2.6克（约合3.8铢），正与‘钱益轻薄而物贵’记载相符。此即贾谊《谏铸钱疏》所忧‘奸钱日繁，正钱日亡’之象。

班固将此段系于《食货志》下篇之末，与《平准书》互见，实具深意。两书皆凸显货币政策与中央集权之关系：武帝通过‘悉禁郡国铸钱’，将铸币权收归上林三官，完成从‘放铸’到‘专铸’的历史转变。近人陈直《汉书新证》据居延汉简指出，此后‘五铢钱式’能稳定流通七百余年，足证此次改革虽有‘白金三品’等过渡性失败实验，却为中国货币标准化奠定基础。

要之，西汉货币改制非单纯经济行为，实为政治权力重构经济秩序的典范。班固以‘摧浮淫并兼’为纲，司马迁以‘平准’为目，皆揭示国家干预与市场规律之张力，此中深意，尤值今人深思。

《汉书·食货志下》与《史记·平准书》所载汉武帝时期币制改革一事，乃西汉财政史之关键转折。其文虽简，然内涵深广，今试析之。

是时，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直接动因在于“以澹用”与“摧浮淫并兼之徒”。前者指缓解朝廷财政之用度不足，后者意在打击豪强富贾之势力，二者实为一体两面。汉初以来，听民私铸，币制紊乱，富商大贾坐拥铜矿，操铸币之利，势力膨胀，乃至“浮淫并兼”，危及中央。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作，国用浩繁，故币制改革已成必然。

文中特举“禁苑有白鹿”与“少府多银锡”，看似闲笔，实则深意存焉。白鹿乃祥瑞，其皮可为币材，彰显王权神授；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银锡矿产为其所辖，表明国家欲垄断币材，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此乃武帝推行货币国有化之物质基础。

自孝文帝造四铢钱至武帝元狩年间，已四十余年。四铢半两钱虽为官铸，然日久生弊。其重大之患在于“奸盗摩钱取鋊”。劣币驱逐良币之现象已然发生：奸民磨取钱币外廓之铜屑以牟利，致使流通中钱币轻劣、破损者多，而“钱益轻薄而物贵”，物价腾踊，交易不便，此即所谓“用币烦费”。币信不立，则经济失序。

于是武帝乃行币制革新，创“鹿皮币”与“白金三品”。鹿皮币值四十万，专用于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实为变相征敛，将诸侯财富收归中央；白金三品（圆形龙币、方形马币、椭形龟币）则以银锡合铸，作价虚高，脱离实价，此乃国家凭借权力赋予货币名义价值之尝试。然其设计繁复，作价悬殊，民间不识其值，盗铸蜂起，终告失败。虽如此，其试图建立中央统一货币体系之努力，则为后来五铢钱之成功推行铺平道路。

要之，武帝币制改革，其核心在于争夺货币发行权，以实现“利归公上”与强化中央集权。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从自由放任走向国家垄断的关键一步，虽过程曲折，然其历史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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