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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汉书食货志》下诗解5重击匈胡赋税既竭买爵赎禁官职秏废公孙弘相见知法生稍务功利 《史记平准书》诗解4重击匈胡赋税既竭买爵赎禁官职秏废公孙弘以春秋义取相稍骛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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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发表于 2023-4-26 17:5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汉书食货志》下诗解5重击匈胡赋税既竭买爵赎禁官职秏废公孙弘相见知法生稍务功利 《史记平准书》诗解4重击匈胡赋税既竭买爵赎禁官职秏废公孙弘以春秋义取相稍骛功利
题文诗:
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
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万斤,汉军士马,
死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
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
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赎禁,锢免减罪;
请置赏官,名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
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
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减二等;爵至乐卿.
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大夫,
小者郎,道杂而,多端然后,官职秏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汉相,
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法生,
废格沮诽,穷治狱用.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
坐而死者,数万,吏益惨急,而法令察.
当是,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
公卿大夫.公孙弘以,相布被,食不重味,
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原文》

  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王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
【译文】
这以后四年,卫青每年率十多万人攻击匈奴,斩杀捕捉敌人的兵士受到的赏赐有黄金二十多万斤,但汉朝的兵士和马匹死的有十多万,兵器和镗甲以及运粮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于是大司农上奏说常用的钱以及赋税已用完,不足以支付战士的费用。
有关官员请示令百姓可以买爵位以及用钱来换取免除或减除不准工商业者为官的罪罚;请求设置受赏的官职,叫做武功爵,每级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各买武功爵官位的人先试着授官;千夫武功爵与五大夫相同;有罪再减二等;买爵可以到乐卿武功爵,以突出军功。军功多数使用超等封赏,功大的封侯和卿大夫,小的封郎。官途杂而且头绪多,这样官职就乱了。
(据此,请准于设置赏官,名为武功爵。每级价十七万,共值三十多万金。到官首一级的,可通过测试补为吏,并优先除授;千夫一级与五大夫相当;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乐卿。以此使军功显荣。”而实际军功爵有许多超过了这个等级,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为朗为吏。吏制杂乱多端,官员名位变轻,职任也荒废了。)
《原文》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当是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实相,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然而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
【译文】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义约束臣下取得汉朝丞相,张汤以苛酷严捆的法条来判决官司而当上廷尉后,于是官吏知道他人犯罪而不举报,与犯人同罪的法律出现,而搁置韶令,行动不以及诋毁、彻底处理的刑罚也开始实行了。过了一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阴谋造反的迹象被发现,公卿就寻找缦索来审理案情,追究他们的党羽,定死罪的人有几万,官吏更加用法刻毒而法令更加苛细了。在这个时候,招揽尊敬方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当上了公卿大夫。公孙弘以宰相的地位,盖布制的被子,不吃多种菜肴,作为天下的表率,
但对民俗没有益处,衹是稍微有益于功利罢了。
(但是对世人影响很小,从此便渐渐地致力于追求功利了。)
注释见知法汉 律,吏知他人犯罪而不举,以故纵论处,谓“见知法”。
邹外 发表于 2025-7-20 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互文发微:论武帝朝财经困局与功利思潮之兴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与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所载武帝时期财经政策,实为互文见义之双璧。两篇皆聚焦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比岁十余万众击胡"之役后,汉廷面临的财政危机与制度异变。细绎文本,可见三大关节:

一、军费耗竭与非常之策
《食货志》详载"二十万斤黄金"赏赐、十万军马损耗及"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平准书》则补叙"赋税既竭"之窘。二者共同揭示:汉初"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常态财政体系已然崩溃。班固特书"买爵赎禁"之制,司马迁侧重"武功爵"设置,实则反映《管子·轻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理财术复兴。此乃管仲"盐铁之征"与商鞅"军功授爵"的糅合变体,标志着黄老无为财政向战时统制经济的转型。

二、制度溃坏与功利之滥
《食货志》言"官职秏废",《平准书》称"选举陵迟",两书皆指陈吏治崩坏之象。公孙弘现象尤具象征意义:班固谓其"相见知法生稍务功利",司马迁记"以《春秋》义取相稍骛功利",揭示儒学经义异化为功利工具的过程。公孙弘以布衣登相位,表面是"独尊儒术"的胜利,实则反映"曲学阿世"已成仕进捷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理想主义,在此已让位于"通经致用"的现实主义。

三、文本差异与史家笔法
班固述事侧重制度链条:"买爵赎禁-官职秏废-功利盛行"的因果叙事;司马迁则突出思想冲突:"《春秋》义-相职-功利"的价值悖反。二者皆用"稍"字点睛("稍务功利""稍骛功利"),然《食货志》立足于财政制度解构,《平准书》着眼于思想流变批判。此差异正体现班马史学之别:前者重典章制度之"体",后者察人心世变之"用"。

要而论之,两篇文献共同构建了武帝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财政崩溃-制度异化"的历史逻辑链。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汉匈战争的经济成本,更揭示了"霸王道杂之"治国方略形成期的深层阵痛。公孙弘现象警示后人:当经术沦为功名利禄之器,则"独尊儒术"难免异化为"缘饰吏事"。班马直笔,实为后世鉴戒。
覃冒 发表于 2025-7-20 2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所载武帝时期财政困局之比较析义

一、征伐匈奴与财政危机之关联
《汉书·食货志下》与《史记·平准书》皆载武帝连年用兵匈奴之事。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虽获"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之胜,然"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更兼"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足见战争消耗之巨。两书笔法略异:《食货志》直陈"赋税既竭"之果,而《平准书》以"县官大空"喻指国库空虚,皆揭示军事扩张与财政崩溃之因果关系。

二、卖爵赎禁与制度崩坏
为解决财用不足,朝廷行"买爵赎禁"之策。《食货志》言"武功爵"定价十七万级,而《平准书》详载"买复及五大夫"者众,致使"吏道杂而多端,官职秏废"。班固以"法生稍务功利"暗讽政策失序,司马迁则直指"选举陵迟,廉耻相冒",二者皆洞察爵位货币化对官僚体系之腐蚀。公孙弘"以《春秋》义绳臣下"(《平准书》),表面标榜儒术,实则"相见知法"(《食货志》),反映儒法合流下功利主义对政治伦理的冲击。

三、文本差异与史家笔法
《食货志》侧重经济制度链条断裂:"赋税既竭→卖爵度支→官职秏废";《平准书》则突出思想异化:"公孙弘以《春秋》取相→天下学士骛于功利"。班固重制度叙事,故言"法生";司马迁擅人性刻画,故云"骛功利"。然二者皆以"秏废"(消耗废弛)为关键词,揭示武帝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食货志》)的不可持续性。

四、历史镜鉴之现代启示
两书记载共同指向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军事扩张需以财政健康为基,制度创新当避功利化陷阱。公孙弘"缘饰以儒术"(《平准书》)的执政风格,恰为"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早期实践,其引发的"吏治秏废",至今仍具警示意义。读史者当透过文本差异,把握财政、军事、吏治三者互动之要义,方得"食货"之学真谛。

(全文798字,依经立义,谨守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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