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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盐铁论》卷23遵道诗解2丞相史:可令扶绳不可论道术外文学:小人智浅谋大故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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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发表于 2023-2-14 19:1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盐铁论》卷23遵道诗解2丞相史:可令扶绳不可论道术外文学:小人智浅谋大故废
题文诗:
丞相史曰:说西施美,无益于容,道尧舜德,
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
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富人囷仓.
欲粟务时,欲治因世.商君昭然,独见存亡,
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
庸人安故,而愚者果,其所闻故,舟车之治,
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法立,然后民信.
孔子: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
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文学:
君子者能,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谋大,
睿智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坏,名立不顿.
小人也者,智浅谋大,羸弱任重,故中道,
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法,非圣人道,
而因于己,是故乃.易曰小人,盛位,
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能善终身,
未之有故,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禹之治水,
民知其利,劝其功.商鞅立法,民知其害,
畏其刑.故夏,功立而王,商秧法行,
而亡商鞅,有独智虑,世乏独见,之证文学,
不足与权,当世亦无,负累蒙殃.德不配位,
必有余殃;小人情假,虚情假义,权力惟图.
《原文》

丞相史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
  【注释】“以”,同“已”。
  囷(qun):古代一种圆形的粮仓。仓:粮仓。
  沮功:毁坏功业。多近:以眼前利益内重。
  胡元常曰:“'治’,张本“始”。”
  《吕氏春秋·乐成篇》:“舟车之始见也,三年而后安之。”
  《论语·子罕篇》:“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此处引文删去中间,仅用了首尾两句。
  扶绳循刻,按照墨线去雕刻,就是墨守成规的意思。
 【译文】丞相史说:谈论西施的漂亮对自己的容貌没有什么好处;讲述尧、舜的德行对今天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文学不谈治理国家的方法,却说过去治理的没有功劳,如同不讲耕田种地的方法,却赞美富人有充实的粮仓。要想得到粮食的人就一定要遵守农时,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须适应时代情况。商鞅所以对国家存亡的问题了如指掌,有独特的见解,而不与当时一般人的见解相同,是因为那些人的见解毁坏功业而且以眼前利益为重。平常的人,满足于旧有的东西,愚昧的人,坚信所听到的。所以舟、车开始使用以后,百姓经过三年才习惯使用。商鞅变法成功了,然后百姓才信服它。孔子说:“可以一道求学的人,未必能一道通权达变。”文学只能墨守成规,不能和他们讨论先王之道以外的道理。

  《原文》
  文学曰:君子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而谋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名立而不顿。小人智浅而谋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而因于己,故亡。《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劝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秧法行而亡。商鞅有独智之虑,世乏独见之证,文学不足与权当世,亦无负累蒙殃也。

  【注释】
多闻阙疑,语出《论语·为政篇》。是说“多闻博学,疑则阙之”。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篇》。是说“只能传旧,不宜创新”。
  “大”原作“小人”二字,正嘉本、太玄书室本、倪邦彦本、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杨沂孙本都作“大”,今据改正。
  睿(rui)智:明智,聪慧。
  顿:毁坏。
  苏秦,见《非鞅篇》注释。
  今本《易经》无此文,疑出《易传》及《易纬》,见《困学纪闻》一。夏后:夏后氏,夏王朝的别称。这里指禹。
  “乏”原作“不”,案《玉篇·正部》:“五,扶法切,文反正为五,又无资曰五,今作乏。”“五”与“不”,形近致讹。
  此句原作“亦无累负之殃也”,今据俞樾说校改。
【译文】文学说:君子多听而且避开有怀疑的地方,遵循古道而不去创新,圣明通达而且智谋远大,聪明有智慧而事业专一,因此能成功而不垮台,有名望而不毁坏。小人智慧浅薄而野心大,就像身体瘦弱而硬挑重担一样,所以只能半途而废,苏秦、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用先王之法而诽谤圣人之道,只是依着自己的意见行事,所以灭亡。《易经》上说:“小人当了大官,位置虽然很高,但必定要垮台。不完全按照先王之道行事,不能始终坚持仁义,反而能有好结果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因此,这种人开始可能爬到天上,但最终必定掉在地上。”大禹治水老百姓知道治水的好处,没有人不帮助他成功。商鞅变法,老百姓知道变法的害处,没有人不害怕他的刑罚。所以,夏禹成功做了帝王,商鞅变法一实行他就被杀了。商鞅有独持的见解,但缺乏向世人证实其见解的效果,文学既然不配和你们商议当世的权变之计,也就不会有遭受祸殃的灾难了。
姚待 发表于 2025-4-14 16:38 | 显示全部楼层
《盐铁论·遵道》篇所载丞相史与文学之辩,实为治国理念根本分歧之体现。丞相史以实用主义立场,提出"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的鲜明观点,其思想内核有三重深意:

一曰"因世而治"的变法观。丞相史以商鞅变法为例,指出"庸人安故而愚者果其所闻",强调改革必经历"使民三年而后安之"的阵痛期。此论源自《吕氏春秋》"舟车之始见"典故,揭示社会变革的必然规律。其"欲治者因世"的主张,实为法家"世异则事异"思想的发展,与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之说一脉相承。

二曰"权变"与"守常"之辨。引孔子"可与共学,未可与权"之语颇具深意。《论语》原文本为道德修养的进阶论述,此处被创造性转化为对文学之士"扶绳循刻"的批判。这种诠释将儒家"权变"思想工具化,暗合《易传》"穷则变,变则通"的智慧,却剥离了其"时中"的德性内涵。

三曰功效优先的治理逻辑。以"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囷仓"为喻,建立"方法-成效"的因果关系链。这种思维将商鞅"法立民信"的强制服从,偷换为普遍的政治正当性标准,恰暴露其理论缺陷——将短期政策效果等同于长治久安之道。

文学之士的反驳直指要害:首先以"智浅谋大"点破急功近利之弊,引用《周易》"亢龙有悔"的意象,揭示权力与德性的辩证关系。其次通过禹治水与商鞅变法的对比,阐明"民劝其功"与"民畏其刑"的本质差异。最后以"德不配位,必有余殃"作结,回归儒家"为政以德"的根本立场。

这场辩论实为汉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点。丞相史将儒家"权变"思想异化为政治实用主义,而文学之士则坚守"谋大""事寡"的治国智慧。千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对话,犹见"制度效力"与"价值引领"的永恒命题。历史证明,任何脱离道德根基的权变之术,终将堕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的循环,此乃《盐铁论》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国学萌 发表于 2025-6-8 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盐铁论》卷二十三《遵道》篇所载丞相史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治国方略之争锋。丞相史以功利实效为尚,文学则以道德根本为宗,二者立场之异,折射出儒法思想在汉廷政策层面的深刻张力。

丞相史之论,显法家实用主义底色。其谓"道尧舜德无益于治",恰如韩非"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之遗响,强调"欲治因世"的变法主张。以耕战为喻,讥文学"不言耕田之方而美富人囷仓",此乃商鞅"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思想的延续。其将治国比作"扶绳"之技,暗合《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的实证精神,反映出官僚体系对可操作性的追求。

文学之士的反驳,则深得儒家"君子不器"之旨。其斥"小人智浅谋大故废",正本于《周易·系辞下》"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的圣训。所谓"可令扶绳不可论道",实指技术官僚拘泥具体事务而昧于大道,此与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形成呼应。其坚持"言以治之无功"的立场,恰是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的政治哲学体现。

二者之争,本质是"王道"与"霸道"的千年之辩。丞相史所持乃"治术"层面工具理性,文学所守为"治道"层面价值理性。桓宽将此论置于《遵道》篇,其微言大义或在于:真正的治国之道,当如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既需商鞅式的制度设计,更不可背离尧舜之德的根本精神。此中深意,足为后世资治之鉴。
金尤 发表于 2025-8-30 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盐铁论》卷二十三《遵道》篇所载丞相史与文学之辩,实为汉廷政策思想交锋之缩影。丞相史之言“可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其核心在于强调务实政治与理想化古训之张力。今试析其理趣如次。

丞相史以“美西施无益于容,慕尧舜无益于治”为喻,揭示文学之士空谈古道而疏于时务之弊。其言“不言耕田之方而美富人囷仓”,恰中时弊——治国若只颂扬王道成果而不究实施之术,犹羡仓廪丰实却怠于稼穑之术。此论折射法家“因世而治”之思想,与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一脉相承,主张政策须随世变通,非拘泥古训。

然文学之士驳以“小人智浅而谋大”,实承儒家“君子务本”之旨。其暗引《周易》“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之诫,强调治国需根基深厚。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正与文学反对急功近利之立场相合。其所护者,乃王道政治中“敬天保民”之根本精神,非徒慕古而已。

二者之争,实为汉室“霸王道杂之”治国策略之微观呈现。丞相史代表之官方立场,重在制度效率与现实需求,故言“欲粟务时,欲治因世”;文学则秉持儒家理想,强调道德根基与历史经验。桓宽将此辩置于《遵道》篇中,暗喻“道”兼含常经与权变——既需恪守治国大道,亦须因时损益。

观今日之鉴,此辩犹存深意:治国理政须平衡理想与现实,既不可悬置道德空谈功利,亦不可脱离实务空慕古道。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真正之治道,当在崇本务实之际兼怀远虑,方可达致“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治世。

(全文共7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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