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16地广诗解1大夫:散肥饶余调境国安文学: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盐铁论》卷16地广诗解1大夫:散肥饶余调境国安文学: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题文诗：
大夫又曰: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

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俱是臣也,

安危劳佚,不齐而独,不当调耶?不念彼而,

独计此斯,亦好议矣?缘边之民,处寒苦地,

距强胡难,烽燧一动,有没身累.边民百战,

中国恬卧,由以边郡,为蔽捍也.诗经有云:

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

情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

而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

中国乃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不墨?

文学对曰:古者天子,立于天下,之中县内,

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

至五千里;民各供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

百姓均调,徭役不劳.今推胡越,出数千里,

道路回避,士卒劳疲.故边民有,刎颈之祸,

而中国有,死亡患此,百姓所以,嚣嚣不默.

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

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

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

本业者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禁苛暴,

止其擅赋,力本农也.公卿宜承,意请减除,

不任以佐,百姓之急.而今中国,弊落不忧,

务在边境.意者地广,不耕多种,不耨费力,

无功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斯之谓欤.

境保民安,民安务农,务农本立,本立国固.　

【题解】本篇就边防问题，展开辩论。大夫就文学提出“未均”二字，认为“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而文学则认为“中国弊落”，在于“地广而不耕，多耕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认为领土无用，荒谬之极！

  《原文》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耶？不念彼而独计此，斯亦好议矣？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捍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墨也？


　　【注释】佚：同“逸”。
　　恬卧：恬，安静。卧，睡觉。
　　蔽捍：蔽，掩护。捍，同“捍”保卫。
　　这是《诗经·小雅·北山》文。
　　“寇”下原有“国”字，今据张敦仁说校删。
　　中国安则晏然无事，“国”上原无“中”字，张之象本、沈延铨本、金蟠本有，今据补。
【译文】大夫说：君主兼包并蓄，博爱无私，不因为是亲近的人就多给恩惠，也不因为是疏远的人就忘记给恩德。现在都是国家的百姓，都是国家的臣子，安危劳逸不均，难道不应当调节吗？不考虑边区的军民，只考虑内陆的百姓，这也是十全十美的议论吗？边疆一带的百姓居住在寒冷艰苦的地方，首当抵抗强敌匈奴的侵扰，烽火一起，就有丧命的遭遇。因此，边郡百姓身经百战，才能使内陆安枕无忧，这是由于有边郡作为抵抗匈奴的屏障啊！《诗经》上说：“哪件不是国家的事情，偏偏要我一人承担。”就是讽刺这种劳逸不均的现象。因之圣明的皇上关怀四方边区百姓的苦难，出兵击退胡、越的侵扰，赶走敌寇，平息战乱，疏散内陆多余的物资来支援边区。边境强大了，内陆就会安全。内陆安全了，整个国家就太平无事。这样做，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而如此喋喋不休呢？

  《原文》

　　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的均调，而徭役不劳也。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者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其斯之谓欤。


　　【注释】《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战国时期根据大禹治水的传说写成，是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回避：即回辟，迂回辟远。
　　嚣嚣（ao）：同“嗷嗷”，怨愁声。
　　“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语本《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轮台：地名，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田轮台”，指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建议派兵在轮台一带屯田守边，汉武帝未采纳。事见《汉书·西域传》。这是《诗经·齐风·甫田》文。
　　欤：语气词，同“吧”、“吗”。
　【译文】文学说：古时候，天子在天下的中央建立国家，辖地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也不超越不能耕种的地方，《禹贡》记载的达到了五千里；百姓各自供给他们的君主，诸侯各自保卫他们的国家，因此，百姓劳逸平均，徭役也不繁重。现在到遥遥数千里以外的边境，把匈奴、越人推出国门之外，道路遥远，地方荒僻，士卒精疲力尽。因之，边境百姓有杀身之祸，而内陆也有死亡的灾难，这就是老百姓们叫苦连天而不能沉默的缘故呀。治理国家的办法，是由内到外，从近的开始。近的归顺了，然后再招徕远的；内陆百姓丰衣足食，然后安抚边远地区。所以大臣们推出轮台屯田的建议，英明的皇上没有同意，认为当务之急，首先要搞好基业。因而下诏书说：“当今首要的任务是，禁止苛捐暴政，废除任意赋税，大力搞好农业生产。”公卿们应该接受皇上旨意，请求减免不称职的官吏，来帮助解决百姓的困难。如今，内陆一片衰败不加考虑，却致力于边疆，我们认为那是地广而不耕种，多种而不除草，费力而无功效。《诗经》上说：“不要耕种大田，杂草蓬蓬地长起来了。”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盐铁论·地广》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汉代治国方略的核心议题。大夫主张"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强调边疆安定乃社稷根本；文学则力陈"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方为治国正道。二者看似对立，实则揭示了中央与边疆、军备与民生的深层矛盾。

大夫之论，秉承《诗经》"莫非王事"之训，以"王者无外"为理论根基。其将边境视作中原屏障，主张通过物资调配实现"边境强则中国安"的防御体系。此说源自秦汉以来对匈奴作战的经验，晁错《守边劝农疏》已有"徙民实边"之策。然其理论缺陷在于过度强调外部防御，未察民生凋敝之根本。所谓"肥饶之余"，在武帝后期财政困窘之际，已成无源之水。

文学派提出的"由中及外"思想，实为儒家"仁政"学说的具体化。《论语》载"近者悦，远者来"，《孟子》言"仁政自经界始"，皆与此呼应。其引汉昭帝"轮台诏"为据，揭示武帝后期政策转向的历史必然性。所谓"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讽喻，直指盲目扩张导致的农耕荒废。这种"境保民安—民安务农—本立国固"的逻辑链条，体现了儒家"藏富于民"的治国智慧。

细究双方立论，可见汉代治国理念的二元张力：大夫着眼于空间维度的疆域安全，文学则注重时间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历史证明，宣帝时期"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正是对这两种思路的辩证综合。班固《汉书·匈奴传赞》称"暂劳永逸"，恰说明边疆建设与内地休养本非对立。当代读此篇章，当悟"守国之道"在于外固国防而内修仁政，二者相济，方为长治久安之策。

《盐铁论·地广》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治国方略根本分歧之体现。大夫主张"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文学则倡言"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二者看似各执一端，实则反映了中央集权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核心矛盾。

大夫之论，深得《诗经》"王事靡盬"之遗意。其以"王者包含并覆"立论，强调边境乃中原之藩蔽，边民承担"百战之劳"而内地得享"恬卧之安"，故需以财政调剂实现"均平"。此说源自先秦"九服"制度遗绪，将边疆防御纳入王政义务范畴。汉代实施的"均输""平准"等政策，正是这种"以内养外"思想的具体实践。

文学之辩则立足农耕文明本位，援引《禹贡》五服之说，主张"由中及外"的治理次序。其强调"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的渐进策略，暗合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理念。所引汉昭帝轮台诏"禁苛暴、止擅赋"云云，实为对武帝拓边政策的修正，反映出汉廷对过度扩张的反思。

二者分歧本质在于对"王制"理解之异：大夫持"动态平衡"观，认为边境安定方能确保中原繁荣；文学则持"本末有序"观，主张固本方能培元。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指斥"地广不耕"之弊，恰暴露其认知局限——未解边疆屯田对国防经济之战略价值。汉代河西走廊的开发实践证明，适度军事存在与农耕开发可并行不悖。

今观此辩，犹具镜鉴：治国当兼顾"固本"与"拓边"，既不可竭泽而渔以奉军需，亦不可因噎废食而废边防。班固评《盐铁论》"究治乱，纪万世"，此篇所载正见古代中国处理中央与边疆关系的智慧张力。

《盐铁论·地广》第十六首段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昭帝时期关于边防政策与资源分配的重要思想交锋。大夫主张以中原丰饶之余资支援边境，以固国防；文学则强调内政为本，应先恤民力、务本农。二者立场虽异，然皆出于治国安邦之思，兹析论如下：

大夫之论：以边安内，均调为王
大夫首言王者当“包含并覆，普爱无私”，强调中央政权对边疆与中原应一视同仁。其核心论据有三：
一曰 边民之苦。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直面胡患，“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而中原得以“恬卧”者，正赖边郡为屏障。此乃以《诗经》“莫非王事，而我独劳”为证，指斥资源分配不均之弊。
二曰 战略必要性。圣王“怀四方独苦”，主动兴师推却胡越，非为扩张，实为“远寇安灾”。通过“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强化边防，终使“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大夫之论，实基于汉代对匈奴作战的现实需求，主张以资源倾斜换取国家安全，体现了一种务实的地缘政治观。

文学之驳：以内为本，斥虚务远
文学则持儒家传统治国之道，反对轻启边衅：
一曰 古制为据。援引古天子“县内不过千里”之制，指出诸侯各守其土，则“百姓均调，徭役不劳”。而今“推胡越出数千里”，徒使士卒劳疲、边民罹祸，反致中原虚耗。
二曰 由近及远之道。强调治国当“自近者始”，先使“近者亲附”“百姓内足”，方能“恤外”。并以汉武帝晚年罢轮台之诏为典训，申明“当今之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之要义。
文学斥大夫之策为“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引《诗》“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讽其贪功废本，深合儒家“德化怀远”之旨。

辩证观之：疆防与内政的平衡
此辩实则揭示了中央王朝始终面临的两难：
大夫所重者，乃国家安全之现实威胁，强调资源集中以固边防；
文学所忧者，乃民力凋敝之根本危机，主张藏富于民以固国本。

汉代边防政策常在“开边”与“守成”间摇摆，如武帝时穷追匈奴，至昭帝则转为休养。二者虽对立，然亦互补：无边防则内政不保，无内政则边防无基。故理想之策，当如《盐铁论》他篇所言“富而教之，守以民本”，兼筹边备与民生，方为长治久安之道。

要之，地广之辩非徒涉疆土，实关治国根本。大夫之虑在急其边，文学之言在固其本，二者皆出于忧国，而视角殊异。后世读此，当知疆防之固在甲兵，更在民心；国家之安在远略，尤在近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