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卷2力耕诗解3文学:节用尚本分土井田大夫:商贾追利乘羡致富

《盐铁论》卷2力耕诗解3文学:节用尚本分土井田大夫:商贾追利乘羡致富
题文诗：
文学曰古,商者通物,不豫而工,致牢不伪,

是以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今商则诈,

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作,故厚夫欺,

而敦夫薄.昔桀女乐,以充宫室,文绣衣裳,

是以伊尹,高逝游亳,而女乐终,废其国今,

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鼦,旃罽不益,

绵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

出于桂林;凡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功,

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与,其价一也,

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上好珍怪,淫服下流,

贵远方物,财货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

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理民之道,

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对曰:

自京师至,东西南北,历于山川,经郡国诸,

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所臻万物,

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

士取诸人,中士劳形.长沮桀溺,无百金积,

跖𫏋之徒,无猗顿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故商贾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

富国何必,用本农也,足民何必,依井田也?


《原文》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1），工致牢而不伪（2），故君子耕稼田鱼（3），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4），内怀窥■而心不作（5），是以薄（厚）夫欺而敦夫厚（薄）。昔桀女乐充宫室（6），文绣衣裳（7），故伊尹高逝游薄（8），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9），鼲鼦旃罽，不益绵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10），珠玑犀象出于桂林（11），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12）。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13），贵远方之物，则财货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14），分土井田而已（15）。
　　【注释】（1）豫：诳诈，欺骗。
　　（2）牢：结实，坚固。
　　（3）“田鱼”即“佃渔”，古通；打猎，捕鱼。
　　（4）饰骂：“骂”应为“■（ma），“饰■”即饰巧，作假。（一说饰骂是指抬高物价）

（5）窥■（kui）：同“窥窬”，就是窥伺的意思。这里指商人窥伺时机投机取利。怍（zuo）：惭愧。
　　（6）桀：夏朝最后的君主。女乐：歌妓。
　　（7）裳：女人穿的裙子。文绣：衣裙上所绣的文采。
　　（8）薄：同“毫”，商朝国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南。高逝：远走。
　　（9）不中（zhong）：不相当，比不上。
　　（10）昆山：即昆仑山。
　　（11）玑（ji）：不圆的珠子。桂林，秦汉时郡名，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12）揖：同“挹”，“一楫”，这里指一捧东西。钟：古量器名，合六十四斗。（13）淫服：奇装异服。这里指奢侈的习气。
　　（14）节：节俭。尚本：重视农业。
　　（15）井田：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奴隶劳动，把土地划分成许多方块，像“井”字的形状，故称“井田”。其中央一块为公田，八家为私田，同养公田。

【译文】文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万物而不欺骗顾客，工匠制作坚固的器物而不弄虚作假。所以，君子不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打猎捕鱼，都是一样的真诚老实。现在，商人擅长欺骗，工匠喜欢作假，心怀鬼胎而不感到羞愧，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会更加欺诈，而老实的人也会变得刻薄了。从前夏桀奢侈淫逸，歌妓充满宫中，她们的衣着特别华丽，所以伊尹远离夏桀，到商朝国都薄地去活动，结果，歌妓使夏桀亡了国。现在，外来的骡、驴的用途，抵不上我们的牛、马的功用，鼠皮、貂皮、毛毡、花毯，也比不上我们华丽的丝绸的实用。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门都有一万多里。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来计算一下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就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价钱，就是一捧东西也需要万钟谷子，这太不合算了。如果朝廷喜欢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习俗就会流行于百姓中间，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货财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之物为宝，以使百姓知道节俭，不喜爱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行了。

《原文》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注释】京师：指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地。
　　因：根据，顺应。天时：自然界的变化。
　　上士：指聪明的人。
　　中士：指不聪明、能力较差的人。形：身体。这是桑弘羊的地主剥削阶级的“上智下愚”思想的表现。
　　长沮、桀溺：春秋时楚国的两个农民。孔丘到楚国去，路过他们身边，要子路去向他们打听渡口的所在。结果，被他们嘲笑了一顿。事见《论语·微子篇》。
　　跖：穿，踩。𫏋（qiao）：同“𪨗”，草鞋。“跖𫏋”，这里指普通劳动人民。猗顿：春秋时鲁人，因在猗氏县（今山西省安泽县东南）经营煮盐及畜牧致富，故名猗顿。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宛：西汉县名，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周：指东周的京都，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齐：这里指临淄，即今山东省临淄县。鲁：指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宛、周、齐、鲁，是汉时的四大都市，都是大商人产生和聚居的地方。
　　“商”原作“万”，涉下文“或累万金”而误，今据卢文弨说校改。
　　羡：盈余。乘羡，谋取超额利润的意思。
【译文】大夫说：从京城向四方，通过高山、大河，到各个郡县，凡是繁华的城市，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各种货物具备。所以有才能的人顺应自然的变化，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地利，聪明的人靠别人供养，不聪明的人靠自己劳动。长沮、桀溺不可能有百金的积蓄，穿草鞋的人不可能有猗顿那样富裕，宛、周、齐、鲁等地的商人走遍天下。所人商人很富裕，有的多达万金的财富，这是由于追求财利谋取超额利润的结果。因此，使国家富裕何必从事农业，使百姓富裕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井田制的办法呢？

《盐铁论·力耕》第三段经义阐微

《经义提要》
《盐铁论·力耕篇》所载文学与大夫之辩，实为古今经济伦理之争锋。文学主张‘节用尚本，分土井田’，以农为本而斥商工之诈；大夫则言‘商贾追利乘羡致富’，肯定通商之利。二者虽立场相异，然皆根植于先秦经济思想之脉络，本文试析其义理渊源与现实观照。

一、文学之论：崇本抑末的儒家经济观
文学所言‘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本于《周礼·考工记》‘商贾阜通货贿，百工饬化八材’之制，其理想乃《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古典商业伦理。所谓‘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实化用《荀子·王制》‘农分田而耕’之说，强调‘分土井田’的均平精神。

其斥桀以‘女乐充宫室’而亡国，典出《尚书·伊训》‘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之戒，暗合孔子‘节用而爱人’之旨（《论语·学而》）。至若‘美玉珊瑚出于昆山’之喻，则承《管子·轻重甲》‘珠玉为上币’之弊论，以为‘王者不珍无用’，正是儒家‘罕言利’的德政体现。

二、大夫之辩：因时乘势的管商之术
大夫‘商贾所臻，万物所殖’之论，显袭《管子·小匡》‘处商就市井’的通货思想。其言圣人‘因天时’‘因地财’，直引《周易·系辞》‘备物致用’之说，而‘上士取诸人’更暗合《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现实主义。

至谓‘富国何必用本农’，实为对《商君书·垦令》‘利出一孔’的修正。其举宛周齐鲁商贾遍天下，恰印证《盐铁论·通有》‘富在术数，不在劳身’的汉初经济实况，与晁错《论贵粟疏》‘商贾大者积贮倍息’遥相呼应。

三、经济伦理的古今之辨
文学所持乃孟子‘正经界’的井田理想（《孟子·滕文公上》），而大夫之论近于荀子‘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的分工论（《荀子·王霸》）。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承《洪范》‘八政’中‘食’‘货’并重之统绪。

今观‘骡驴不中牛马之功’之喻，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买椟还珠’之讽，其深层关切在《礼记·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的义利之辨。然大夫‘追利乘羡’之说，亦未违《易经·系辞》‘日中为市’的圣王遗制，盖因时损益之道也。

《结语》
此段论辩实为先秦‘本末之辨’的延续：文学守孔子‘均无贫’之教（《论语·季氏》），大夫行管子‘利出于一孔’之术（《管子·国蓄》）。然二者皆未察《史记·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治世真谛。读《盐铁论》者，当于‘节用’与‘通商’间求其中道，斯为得之。

（全文计798字）

《盐铁论·力耕》第三段之析义：本末之辨与治道之争

《盐铁论》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汉代经济思想之缩影。今观此段，文学倡‘节用尚本’，大夫主‘商贾致富’，二者立论迥异，然皆深植于先秦诸子思想脉络，不可不辨。

一、文学之‘崇本抑末’说
文学言古之商工‘通物不豫’‘致牢不伪’，乃引《周礼·考工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为据，暗合孔子‘义以生利’之旨（《左传·成公二年》）。其斥今之商工‘长诈饰骂’，实承《管子·乘马》‘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的批判逻辑。至若‘桀以女乐亡国’之喻，显见《韩非子·十过》‘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的影响。

文学更以经济地理视角指陈：昆山之玉、桂林之犀，虽为珍异，然‘一物售百倍其价’，必致‘财货外充’而‘耕桑之功’废。此论与《墨子·节用》‘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其‘分土井田’主张，则直溯《孟子·滕文公》‘经界既正，分田制禄’的儒家理想。

二、大夫之‘通货利民’论
大夫之对，以‘殷富大都皆商贾所臻’为证，暗用《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史观。其言‘智者因地财’，实本《荀子·富国》‘万物得宜，事变得应’的辩证思维；而‘跖𫏋无猗顿之富’的对比，更见法家‘趋利避害’的人性认知（《商君书·算地》）。

至若‘富国不必本农’之论，虽似悖于重农传统，然细究其‘乘羡致富’说，实为《管子·轻重》‘聚则重，散则轻’的流通理论之实践。大夫所见，乃货币经济勃兴下‘商遍天下’的新格局，与桑弘羊‘平准均输’政策互为表里。

三、本末之辨的思想史意义
此段交锋，实为战国‘本末之争’的延续。文学持儒家‘藏富于民’之说，以井田为理想；大夫秉法家‘强国弱民’之策，以流通为要务。然二者皆未察汉代土地兼并已使井田不可复行，而商业资本膨胀亦非单纯‘因天时’‘因地财’可解。桓宽录此，殆有‘观治乱之迹’的深意存焉。

要之，西汉经济政策之争，非徒‘农’‘商’之辩，实关‘王霸’之道。读《盐铁论》者，当于字里行间见制度变迁之机杼，方不负古人设问之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