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36安边诗解4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高昌自治

《贞观政要》卷36安边诗解4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高昌自治题文诗：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
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周宣薄伐,
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既已,
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
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
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
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
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
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
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
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
人遇多死.易经有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君岂,能得高昌,
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动,陇右诸州,
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
彼高昌者,他人手足,陛下岂得,糜费中华,
以事无用?君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西海,
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
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
既服存之.宜择高昌,之可立者,征给首领,
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
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高昌自治,保境安民.至十六年,西突厥遣,
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警急,
虽不足以,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
高昌魏徵,褚遂良劝,立麹文泰,子弟依旧,
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方自悔.昔汉高祖,
遭平城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
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

《原文》

黄门侍郎褚遂良亦以为不可，上疏曰：“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陛下每岁遣千余人而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内，复有逃亡，官司捕捉，为国生事。高昌途路，沙碛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设令张掖尘飞，酒泉烽举，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终须发陇右诸州，星驰电击。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糜费中华，以事无用？陛下平颉利于沙塞，灭吐浑于西海，突厥余落，为立可汗，叶浑遗萌，更树君长，复立高昌，非无前例，此所谓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征给首领，遣还本国，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中国不扰，既富且宁，传之子孙，以贻后代。”疏奏，不纳。

【译文】
黄门侍郎褚遂良也认为这样做不好，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古代圣哲贤明的君王处理国政，都先使华夏诸族安定了，然后才平定少数民族，他们广泛散布仁德和教化，不干预边远悍荒之地的事务。所以，周宣王征伐猃狁，将他们逐出边境就撤军了；而秦始皇频频出征边塞，修筑了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以抵御异族，但最后还是使国家分崩离析了。陛下灭掉了高昌国，使西域异族臣服于大唐的威仪，如今还要据守他们的土地，设立州县。然而，朝廷发兵的时候，黄河以西遇到荒年，田地野草蔓延，几年颗粒未收，十户人家有九户贫困，周边各郡县也都很萧条，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改变。现在，陛下每年要派上千人前去戊守，他们背井离乡，饱尝思乡之苦。离家的兵士还要自己操办行装，他们不得不卖掉粮食，拿走家中纺织的所有布匹，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有的人在路途中就命归黄泉了。此外，兵士当中有的人还犯有官司，他们在征戍期间借机逃亡，官府还要捉拿查办，这为国家带来了多少事端啊！到高昌的旅途，千里沙丘，冬天寒风凛冽，夏天烈日炎炎，不少人在途中就染病死去了。《周易》说：'处于安乐之中不要忘记危险，国富民安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动乱的产生。’假设张掖郡战火飞扬，酒泉郡烽烟四起，陛下能指望高昌供给一个人的粮米来增援吗？必须调发陇右各州军队，攻击敌人。就此而言，黄河以西的百姓才是朝廷的心腹，高昌人终究是异族，怎么能浪费中原的财物，去供养毫无益处的人呢？陛下在沙塞平定颉利，在西海吞并吐浑。可这些地方依然不安宁，残余的突厥部落要拥立自己的可汗，吐谷浑也暗中推举自己的首领。如今，陛下应该让高昌人自己拥立首领。这样做，并非史无前例，古人说，有罪的人就诛杀他，臣服的人就使他存活。陛下应当在高昌人中选择可以拥立的人，封他为首领，送他回故国，让他感激大唐的恩德，永远做中原政府的一名藩王。这样，中原就不会受到干扰，老百姓就可安享富庶和安宁，如果这个安边政策一代代传下去，将会造福子孙后代。”但唐太宗没有接纳他的进谏。

《原文》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州有警急，虽不足为害，然岂能无忧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劝朕立麹文泰子弟，依旧为国，朕竟不用其计，今日方自悔责。昔汉高祖遭平城之围而赏娄敬，袁绍败于官渡而诛田丰，朕恒以此二事为诫，宁得忘所言者乎！”

【译文】
贞观十六年，西突厥派兵进犯西州地区，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州有军情，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危害，但怎能高枕无忧呢？过去我刚刚平定高昌的时候，魏徵、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的后代为王，归还他的国土，可是，我竟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后悔晚矣。过去汉高祖不听娄敬不出兵匈奴的劝告，结果遭到平城之围，事后汉高主大大犒赏了娄敬。袁绍不听田丰的建议，与曹操大战于官渡，结果大败而逃，事后却听信谗言，将田丰杀死。我常常以这两件事为诫，怎能忘记这些劝谏过我的人呢？”

论安边之道：德化与自治的辩证

褚遂良上疏所言，实乃深谙治国安邦之要义。其"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之论，非但切中时弊，更揭示了处理边疆问题的根本原则。细究此疏，可见三层深意：

其一，安边之本在于固本。褚公以周宣王"薄伐至境而反"与秦始皇"远塞中国分离"对举，阐明过度扩张反致国力耗损之理。河西之地因供役高昌而"十室九空"，正是"糜费中华以事无用"的明证。管子云："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国力之盛衰，实系于民生之休戚。贞观之治所以为后世称颂，正在于其以养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其二，德化胜于武力。褚遂良主张"择高昌可立者，遣还本国"，此乃"既服存之"的怀柔之策。古人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立其可汗，降服吐谷浑后更树君长，皆是以德化人的典范。高昌地处沙碛，强置州县不仅劳民伤财，更使戍卒"万里思归"，反生逃亡之患。

其三，居安思危的远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二语，道出治国者当有的忧患意识。河西为"心腹"，高昌乃"手足"之喻，形象说明战略重点所在。及至西突厥寇边，太宗追悔不用魏徵、褚遂良之策，恰印证"听谏者昌"的古训。汉高祖赏娄敬而袁绍诛田丰的对比，更凸显明君当有的胸襟。

褚遂良此疏，实为处理民族关系的睿智之言。其核心在于：以华夏为本体，以德化为方法，以自治为途径。这种既保持中央权威，又尊重地方特性的治理智慧，对今人仍有启示。边疆之安，不在郡县之多寡，而在民心之向背。贞观君臣的这场辩论，最终以实践验证了"广诸德化"的深远意义。

论安边之策：德化与自治的智慧

褚遂良之疏，实乃唐代边疆治理思想之精华。其言"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深得儒家治国之要义。此非狭隘之华夷之辨，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智慧。

细究褚氏谏言，其核心在于三点：其一，强调"德化"优于武力征服。周宣王北伐仅"至境而反"，不以拓土为功；而秦始皇修筑长城，反致"中国分离"。其二，揭示军事占领之弊。河西百姓"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戍边士卒"万里思归"，经济民生受损严重。其三，指出地理环境之险。高昌"沙碛千里"，气候极端，驻军成本高昂。此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边疆治理困境的认知体系。

尤为深刻者，是褚氏引用《易经》"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之训。他设问：若河西有警，高昌驻军可能回援否？此问直指边疆战略之要害——"河西者方于心腹，高昌者他人手足"。这种地缘政治判断，体现了传统中国"守在四夷"的战略思想，即以华夏为核心，通过文化辐射建立缓冲地带，而非直接统治。

唐太宗未纳谏言，终致"西州警急"时自悔。这一历史教训表明：对边疆民族采取"自治"之策，令其"负戴洪恩，长为藩翰"，往往比直接统治更为有效。魏徵、褚遂良主张立高昌子弟"依旧为国"，正是这种智慧的体现。汉代娄敬之受赏、田丰之被诛，前史昭昭，太宗之悔，恰印证了尊重边疆自治传统的必要性。

今观贞观君臣关于高昌之议，可见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之成熟。其要义在于：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制人，以文化认同替代武力征服，以藩屏体系代替直接统治。这种思想对今日处理民族关系与边疆问题，仍具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