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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代表人物] 钱穆:孔子生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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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觉中 发表于 2022-10-28 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录》,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 

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余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旗《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札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

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

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选自《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 年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小沧 发表于 2025-4-16 21:08 | 显示全部楼层
钱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实为考据学之典范。先生以两千年聚讼为引,条分缕析历代经师之说,其治学之严谨、征引之广博,足见乾嘉朴学之遗风。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考据学之范式
钱氏罗列《公》《榖》二传与《史记》之异,继而分梳汉唐至清儒四十三家著述,其文献爬梳之工,堪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尤可贵者,先生特标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为总目,暗合现代学术规范之"研究综述",此实传统考据学向现代史学过渡之典型。

二、方法论之自觉
文中引韩非"郑人争年"之喻,揭示考据学之困境。钱氏谓"后息者为胜",实暗讽清代考据家"以繁博竞胜"之弊。其"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之论,与章学诚"考索之功必求其是"而"不可泥于迹"(《文史通义》)之说遥相呼应,体现史家之通识。

三、史学思想之超越
钱穆跳出纯粹编年考订,提出"世运升降""学术流变"之宏观视角。其批评学者斤斤于孔子年齿而忽视老庄杨墨之生平,恰是其《国史大纲》"于历史中求史识"主张之先声。所谓"确有援据而关大体"的取舍标准,实为对乾嘉考据琐碎化之修正。

要之,此文虽仅千余言,然涵摄文献学、方法论、史学观三重维度。钱穆以实证精神入题,以通识眼光作结,既承继了顾炎武"采铜于山"的严谨,又展现了梁启超"新史学"的视野。今日读之,于如何处理微观考证与宏观阐释之关系,仍具启示意义。学者当鉴其"考据而不囿于考据"的治学境界,方不负先生撰述之深心。
魏柳 发表于 2025-4-24 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钱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实为经学考据之典范。今就先生所论,略陈管见如下:

一、文献源流考辨
《公》《榖》二传与《史记》之异说,实为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公羊家言"二十一年"者,当本于齐学口说传统;而太史公"二十二年"之说,或据鲁地旧闻。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经传本身并无明确纪年,此分歧实起于汉代师法传承。杜预《集解》以周正、夏正换算为解,虽自成体系,然未足弥合根本分歧。

二、历代学者立场分析
从贾逵至狄子奇,持"二十一年"说者多属经学家统绪,尤以清代朴学诸儒为著。此派特重《公》《榖》经师家法,江永《乡党图考》更以历法推演为证。而"二十二年"说支持者,如杜预、陆德明等,多偏重史传系统。苏辙《古史》取此说,正见其"以史统经"的学术取向。

三、考据方法论启示
钱先生此文深得"以经证经"之法,其列举四十三家之说,暗合"例不十,法不立"的朴学准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崔述《考信录》的引述,显示乾嘉学风与疑古思潮的碰撞。而钱大昕《三史拾遗》以天文历法反推,尤见科学精神。

四、当代研究价值
此考辨非徒争年月数字,实关涉三个深层问题:其一,先秦纪年体系重建;其二,汉代经学传授谱系;其三,史料批判方法论。现代考古发现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或可为解决此公案提供新线索。

要之,钱先生此考既集旧说之大成,又开新证之蹊径。学者当循其方法,继续追问:在生年争议背后,是否隐藏着战国秦汉间历法改革、经师门派等更宏大的学术课题?此正见经典考据之现代意义。
孟吵两 发表于 2025-9-2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钱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于史学考据之精审,令人叹服。孔子生年之辨,实为经学史上千年聚讼之公案,牵涉文献之广,见解之歧异,足见考订之难。

所论核心,在于《春秋》公羊、穀梁二传所主之“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鲁襄公二十二年”周正纪年,实为同年)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襄公二十二年”两说之抵牾。钱先生胪列历代学者从违之众,蔚为大观。依前说者,自汉贾逵、服虔,至清钱大昕、狄子奇,大家辈出,源流绵长。依后说者,亦有晋杜预、唐陆德明、宋苏辙等名家为佐。两派皆言之有据,持之有故,非可轻断。

然细绎钱氏之考,其要旨非仅罗列异同,更在深究所以致歧之由。其关键处,在于对《史记》记载之重新审辨与对历法换算之精微推求。太史公书虽称信史,然其关于孔子先世及生年之记载,或有采自《穀梁传》而纪年有误之可能。钱先生更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食等天象记录为参照,结合周正、夏正之换算,推证《穀梁传》“十月庚子孔子生”之记载,与天象及当时礼制更为契合。

故此,钱穆先生虽未武断臧否,然其考辨之脉络,实倾向于《公》《谷》所载之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说。其结论非出于臆断,乃建立于对历代文献之爬梳剔抉、对历法天象之精密核算基础上,体现了现代史学“无征不信”之严谨态度。此一考辨,不仅为解决一具体年代问题,更示范了处理古典文献中矛盾记载之方法:即须超越简单之文献堆砌,而进入历史语境,综合历法、制度、天文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交叉验证。钱氏此作,实为古典学考据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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