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瘟疫·黄开泰讲中医天命篇 中医从生命中来，到生命中去，在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的医疗实践的历史长河之中，去伪存真，获得了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客观相一致的理论认识。 细菌病毒导致的感染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是生命健康的大问题。中医在这方面早就有了成熟的理论认识和临床方法。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所以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之所以细菌病毒在中华大地，没有像在世界其它地方那样肆虐，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医，有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文化。 中医是生命医学，治疗瘟疫，以天地气交气化为客观，以生命之应为根据，协调活生生的人自身的抗邪力、愈病力去治疗，使邪之所在，正气必趋的抗邪机制发挥作用，实现治疗瘟疫的目的。所以中医治疗瘟疫，并不需要认识细菌病毒。 没有生命意识，没有生命理性的医学，在生命之外作文章。以为只有认识了细菌病毒，才能治疗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观点，是物理法则、实验逻辑的看法，是西方文化之道的结论，不是生命客观的认识。 西医很强势，但在新冠肺炎的临床医疗中，中医疗效很突出。可有些人对中医效果，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不认可，老是在媒体上渲染没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 中医理论、辨证论治至少经过了2千多年的生命检验，西医搬出双盲对照，说没有实验室依据，没有临床实验，不认同中医的临床疗效。 中医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临床医疗以我命为实际对象，与西医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可有人偏偏要搬出实验实证原理，运用显微镜逻辑来否定中医疗效。 西医逻辑又不是中医的生命逻辑，实验条件不是天地气交气化的自然条件，用西医评判中医疗效，中医便在临床医疗中，没有了正当性。 从理论形成的途径看，西医是主观的、是实验认为的，中医是客观的、是自然生命的。西医评判中医，实验规范自然，其实就是用主观否定客观，否定多维联系的生命事实。 瘟疫发病，不管什么细菌病毒，皆属于中医外邪的范畴。后面正气抗邪一节还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外邪是中医对致病因素的概括，主要指因为天地气交气化反常，风寒暑湿燥火等化为侵袭人体，导致疾病，这一类的致病因素。 中医把疾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为主导致的疾病，称之为外感疾病，一类是人事情感等社会因素为主导致的疾病，称之为内伤疾病。 外感疾病的病邪，是外邪，风寒暑湿燥火，山岚瘴气，疫戾，金创伤等，自然非时之气为主要内容。 以非时之气分析，外邪中人有浅深，瘟疫伤人有寒热，或六经传变，或“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或“卫之后方言气，气之后方言血”，或邪伏募原，病机千变万化，扶正祛邪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才能阻断瘟疫传变，扭转瘟疫病势。 中医临床，关键在病机。病机，随时空动态变化而异，东汉伤寒，金元内伤外感，明代湿热，清代温热。经过漫长历史的生命实践，这样的病机认识，经过大浪淘沙，一代一代积淀下来，理论日益丰富，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性不断增强，辨证论治的临床疗效越来越好。 本来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实践，人们非要小白鼠、实验室的东西，人为设定的双盲对照来评判，不知道是人的悲哀，还是文化的悲哀。 十九世纪人类知道了细菌病毒，20世纪初发明青霉素，西方医学就走上了与细菌病毒相对抗的文化路线。这是一条战争之路，是人类向细菌发起的战争，持续到今天，人类没有胜利，却锻炼出了超级耐药菌。 活生生的人因应自然，因应细菌病毒，经过了数百万年，正气抗邪力、愈病力不断提升，所以能立足于天地间，在一次次的瘟疫中站起来，走到今天。 正气抗邪是外感疾病得以痊愈的根据。中医祛邪，不是用药物直接对抗细菌病毒，而是根据正邪盛衰的病机性质，病邪危害的藏腑病位，在表者汗之，在里者泻之，正气不足补之，邪气盛实攻之，寒邪用温，热邪用凉，湿邪燥之、化之、利之，从不替代正气抗邪力、愈病力，和细菌病毒相对抗。 中医不研究外在于人的细菌病毒，而是致力于思考外邪（细菌病毒）入侵后，正气的抗邪反应，通过调动、协调正气，增强正气的抗邪力、愈病力，所以中医的临床，有菌能杀，有病毒能灭，有病能愈。 瘟疫发生，急急忙忙钻进实验室，找寻病原，研究细菌病毒，研究对抗细菌病毒的“化学武器”，把活生生的人放在一边。用进废退，“化学武器”取代正气，正气作用日渐减弱，天长日久，当活生生的人的正气完全失去作用时，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能把人给灭了。 命由天成，不由科学；我命在我，不在生理病理。实验是身外的，细菌病毒是身外的，生理病理是身外的，正气是我命的，防疫抗疫治疫，我命正气才是根本。 尊重我命的医疗，通过正气发挥治疗作用，瘟疫就能彻底痊愈，没有后遗症。与细菌病毒的对抗性治疗，很多时候后患无穷，如非典、新冠肺炎，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