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2法礼常变因情制宜

《商君书》卷1更法诗解2法礼常变因情制宜

题文诗：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学者,

安于故习,溺于所闻.两者所以,居官守法,

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三代而王,礼各不同;

五伯而霸,法各不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不肖者拘.拘礼之人,不足言事;

制法之人,不足论变.杜挚谏曰:其利不百,

不变其法;其功不十,不易其器.法古无过,

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教异,

何古之法?帝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

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

当时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也者,以时而定;

制令也者,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故曰治世,不必一道,便利其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不脩古兴;殷夏之灭,不易礼亡.

然反古者,未必可非;而循礼者,未足多是.

真法法情,真情不变,世易时移,真法常变,

变以适情.孝公曰善,穷巷多怪,曲学多辩,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之令.
　　

《原文》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更法》义理阐微：法礼因革与情实制宜之道

《商君书·更法》一篇，乃战国法家钜子商鞅变法思想之纲领，其核心要义在于“法礼常变，因情制宜”八字。今观帖中所论，虽未具引原文，然题旨已彰明法家“变法以趋时”之根本精神。兹从经世致用角度，分三端析之：

一、法礼之辨：常与变的对立统一
儒家言“礼”重因循，法家言“法”主变革。然《更法》篇中商鞅驳甘龙“法古无过”之说，直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实揭示“法”与“礼”皆须随世迁移。此非否定礼法价值，而谓其形式当因时损益。管子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可与此互证。法家常变观，实含辩证之理：法度之“常”在维系秩序，其“变”在适应民情，二者统一于“治世不一道”的实践智慧。

二、因情制宜：变法的人本基础
商鞅强调“察民之情，度世之变”，其变法非凭空创制，乃基于秦国民风好功、地瘠民悍之实况。帖中“因情制宜”四字，尤得法家精髓。盖法家虽尚严刑，然其立法必“观俗立法”（《商君书·算地》），如《更法》篇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非轻民智，实谓政令需契合民众认知阶段。此与《韩非子·五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相通，皆以现实情势为变法准绳。

三、历史镜鉴：变法的现代启示
商鞅变法“废井田、奖军功”等策，表面为制度革新，深层则是打破世袭贵族对资源的垄断，使社会流动性增强。此中“法”不仅是律令条文，更是资源分配与阶层流动的调节器。今日观之，其“法无常法”的思想，犹可启发吾人：制度设计须避免僵化，当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动态平衡应对社会变迁。

结语
《更法》之论，绝非鼓吹恣意改制，而是强调“变中有常”——变法须循名责实、因势利导。昔司马迁评商鞅“刻薄少恩”，然其“缘法而治”的精神，实为中华治理智慧中不可或缺之一环。读此篇者，当超脱儒法门户之见，于“法礼常变”中体认传统政治哲学之圆融。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法家原典为基，参以儒道互补视角，力求还原商鞅思想的历史语境与现代价值。若需进一步疏解文本细节，可另就具体章句展开。

《商君书·更法》法礼常变之义疏
《商君书·更法》一篇，乃战国法家之要义，其论“法礼常变，因情制宜”八字，实为政治变革之枢机。今试析其理，以明商君变法之深意。

一、法礼之辨：常与变之辩证
篇中言：“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此语直指礼法制度非亘古不变，而当随世易俗。儒家重“礼”之恒常，以维系伦理；法家则主“法”之权变，以应时需。二者看似相悖，然商君之高明，在于以“因情制宜”统摄常变——礼法之本质，终须归于“人情”与“世势”。故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此即法家“世异则事异”之历史观。

二、因情制宜：变法之实践逻辑
“情”者，非私欲之情，乃民情、国情之实况。商君谓：“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立法若逆此性，纵有古制之美名，终难施行。秦之旧礼拘于宗法，而新法则务耕战，正因契合战国兼并之需与秦民好功之性。所谓“制宜”，即权衡利弊：法之损益，不在复古与否，而在能否“强国”“利民”。此务实精神，实为法家变革之魂。

三、常变相济：制度之生命力
后世儒者常讥法家“刻薄寡恩”，然《更法》篇明言：“法者，所以爱民也。”其“变”非为破旧，而为立新；其“常”非守陈规，而守“治世”之根本目的。商君之变，废井田、奖军功，看似悖礼，实则重构秩序。此中智慧，恰在“变其法而存其神”——法度形式可更易，而“富国强兵”之宗旨恒常。

结语
《更法》之论，非徒战国策略，实为政治哲学之范式。今人读之，当悟其“法随时转”之思：制度若不合时宜，虽圣人所制亦当更张；然变革之准绳，必以民情国势为本。此中平衡，足为万世鉴。

（全文约780字）

《商君书·更法》篇精义探微：法礼常变与因情制宜之道

《商君书·更法》篇以秦孝公与商鞅、甘龙、杜挚之辩开宗明义，揭示变法革新之根本要义。其核心在于阐明“法礼常变，因情制宜”的治国智慧，此乃先秦法家思想之精髓，亦与儒家“与时偕行”之道暗合。

一、法礼非僵固之教，常变乃天地之道
篇中商鞅直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揭示礼法制度非一成不变之教条。昔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述六经，皆因时立义、随世损益。所谓“常”者，非指具体条文之永恒，而是指治国安民之常道；所谓“变”者，乃顺应时势、民情之权宜。这与《周易》“变易不易”之理相通——变易者现象，不易者本质。

二、因情制宜为变法之本
商君强调：“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立法制礼若脱离民情世务，则成空中楼阁。其谓“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实指政策需根植于当下社会现实：秦处战国兼并之世，必以耕战立国；若机械效仿三代禅让之制，则如刻舟求剑。此种“因情制宜”思想，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经济基础论，及《孟子》“民为贵”的民本主张，虽学派不同而理路相通。

三、变法之辩中的中庸智慧
甘龙、杜挚所言“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并非全然守旧，而是强调变革需慎思明辨。商鞅亦未否定传统价值，而是主张“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此种辩证思维，实合于儒家“执两用中”之道——既不可泥古不化，亦不可妄变祖制，须在因革损益间寻求平衡。后世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皆深得此中三昧。

结语
《更法》篇之深意，超越法家范畴而通于中华治道智慧。其揭示的“常变统一”“因情制宜”原则，不仅是治国理政之法要，更是中华文明历五千年而不衰的文化基因。今日读之，犹可感悟：真正的传统从非僵化遗存，而是始终在与时代的对话中焕发生机的活水源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