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闿

东吴皇族：孙闿，是孙暠之孙，孙绰之子，被孙休所杀

孙闿（？—258年），三国东吴的皇族。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孙暠的孙子，孙绰的儿子，孙綝的弟弟，孙恩、孙据、孙干的兄弟。

太平二年（257年），吴主孙亮亲政，孙綝恐惧，命诸弟威远将军孙据入苍龙宿卫，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闿分屯诸营。后孙亮谋诛孙綝，事泄，反被孙綝所废，另立孙休。孙休为安抚孙綝兄弟，拜孙闿为将军，封亭侯。孙綝兄弟五人全都封侯掌禁军，权力超过皇帝，在东吴是前所未有的。

永安元年十二月，孙休诛孙綝。孙闿乘船想北上降魏，也被追上杀死。随后孙休诛灭孙綝三族。

《论孙闿之死与东吴晚期宗室政治困局》

孙闿之死非独一人之悲剧，实乃东吴皇权与宗室势力长期博弈的必然结果。考《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孙氏宗室在孙权晚年已现尾大不掉之势，至孙亮、孙休时期更演变为"五侯秉政，权倾人主"的危局。孙闿作为孙綝胞弟，其命运始终与宗室集团的政治沉浮紧密相连。

从宗法制度观之，孙闿一脉本属孙氏旁支。其曾祖孙静虽为孙坚同母弟，然自孙策创业以来，此支系始终未入权力核心。孙暠曾于建安五年（200年）趁孙策新丧之际谋夺会稽，事败后其子孙绰一支更遭刻意压制。直至孙亮即位，主少国疑，孙綝兄弟方以"同姓之亲"掌禁军要职。这种"边缘宗室"的突然崛起，恰暴露东吴政权结构性缺陷——当核心宗室凋零后，不得不依赖疏属维持统治，反酿成更大祸患。

太平二年（257年）孙綝"使诸弟分屯诸营"之举，实为典午之变的东吴预演。据《建康实录》载，其时孙闿任长水校尉屯骑营，与兄分掌建业七营精兵，形成"宗室领兵制"的极端形态。这种军事布局虽暂时稳定政权，却彻底破坏"天子六军"的礼制规范，为后续冲突埋下祸根。值得注意的是，当孙休诛杀孙綝时，孙闿选择北逃而非举兵反抗，此反常举动暗示宗室集团内部早有裂隙。

孙休"夷綝三族"的残酷手段，反映晚期东吴皇权已陷入"削藩则危，纵藩则乱"的两难境地。考《吴历》记载，孙休在位期间先后诛灭孙峻、孙綝两大宗室集团，导致"宗室日衰而晋室益逼"的恶性循环。孙闿试图投魏的举动，恰说明当时孙氏宗室对吴国认同感已趋瓦解。这种"自毁藩篱"的悲剧，在二十年后孙皓诛杀孙奉（孙策之孙）时达到顶峰，终致"王濬楼船下益州"时竟无宗室力挽狂澜。

纵观孙闿生平，其命运起伏实为东吴宗室政治演变的缩影。从边缘宗子到位极人臣，终至族灭身死，这条轨迹深刻揭示出三国政权中"亲亲之道"与"尊尊之统"的不可调和性。后世史家常以"吴之亡，亡于内讧"论之，而孙闿之死恰为此论添一有力注脚。

《论孙闿之死与东吴晚期宗室政治困局》

孙闿之死，实为东吴晚期宗室政治结构性矛盾之缩影。考《三国志·吴书》及裴注所引《吴历》，孙氏宗室自孙权晚年起即陷入权力分配之恶性循环，至孙亮、孙休之际，已呈积重难返之势。

一、孙闿身份之特殊性
孙闿系出孙静一脉，此支与孙坚嫡系历来存在微妙制衡。孙静曾孙辈中，孙綝、孙闿兄弟五人并掌禁军，形成"五侯共政"局面（《建康实录》卷三）。按汉制，列侯"不过食邑"，而孙綝兄弟竟得"皆领禁兵，分屯诸营"（《三国志·吴书·孙綝传》），此实违"强干弱枝"之祖制。孙休初立时加孙闿将军、亭侯之衔，乃典型"以爵位换实权"的权宜之计，暴露出君权对宗室的失控。

二、权力配置失衡之祸
太平二年（257年）孙亮"谋诛孙綝"事件，实为孙吴宗室政治的转折点。据《江表传》载，时孙据入苍龙宿卫，孙闿等分屯诸营，形成对皇权的军事包围。这种"诸弟分掌台省"的格局，较之曹魏"诸王徒有虚封"更显危险。孙休诛孙綝后，孙闿选择北逃而非请罪，恰反映宗室与皇权已丧失基本互信。虞溥《江表传》评"孙氏内衅，始于子弟权重"，可谓的论。

三、历史镜鉴之思
孙闿悲剧揭示出三重制度缺陷：其一，宗室典兵违背"兵权归一"原则；其二，侯爵滥封导致"名器轻亵"；其三，缺乏类似西晋"王国官属制"的约束机制。胡三省注《通鉴》时特笔"吴之亡，萌于宗室相残"，孙闿之死恰为此论最佳注脚。其乘船北逃而被诛的结局，与四十年前诸葛诞之叛形成跨政权呼应，显示三国晚期普遍存在的宗室治理危机。

要之，孙闿个案非单纯政治斗争产物，实为孙吴"宗室强枝"政策必然恶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指"吴末主暗而多疑，致骨肉相图"，然更深层原因在于孙权以降未能建立平衡的宗室制度。孙闿浮江逃命而不得的结局，恰似东吴政权在宗室问题上的困局写照——既不能有效倚重，又无法彻底制衡，终致同室操戈而国本动摇。后世史家当从此中汲取"亲亲之道"与"尊尊之制"的平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