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倅

曹魏武将：成倅，是成济的哥哥，曾参与其弟刺杀曹髦事件

成倅（？—260年）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武将。成济之兄。司马昭领兵攻打淮南诸葛诞时，令石苞、州泰先引两军于石头城埋伏，王基、陈骞领精兵在后，令偏将成倅引兵数万先去诱敌。后与成济一起刺杀皇帝曹髦。后司马昭为了平息众怒，将成倅兄弟杀死。据〖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史书记载

〖魏末传〗：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魏氏春秋〗：成济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晋书〗：用刑不可以喜怒为轻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

《论成倅兄弟弑君案的政治隐喻与司马氏权术》

成倅、成济兄弟弑君一案，实为曹魏季年权力更迭之关键关节。考《魏末传》《魏氏春秋》所载，此事绝非单纯武人犯阙，实系司马昭精心构陷之政治棋局。细绎史料，可析三重深意：

一、弑君行动之程序异常，显露权臣预谋。据《魏末传》载，贾充以"司马家事"相胁迫，成氏兄弟临行犹问"当杀邪？执邪？"，足见二人本无弑君之意，纯系听令行事。司马昭使帐下督执行此大逆，既保自身政治清誉，又握有事后问罪之主动权。此乃典型的"刀锯之术"，与汉末王允使吕布杀董卓之策同出一辙。

二、成氏兄弟之死，实为政治弃子。按《魏氏春秋》所述，二人"袒而升屋，丑言悖慢"，恰暴露司马氏杀人灭口之实。司马昭为平息"天下之口"，必须将弑君罪名转嫁执行者。然成氏兄弟当众抗辩，致使司马氏不得不以极端手段灭口，反暴露其心虚。东晋史家习凿齿评此事"掩耳盗钟"，可谓的论。

三、晋代史书之记载差异，暗藏政治评判。《晋书》称"刑止其身"看似宽仁，实则暗示成倅本不当诛。对比同时期王经族诛之例，司马炎时期史官刻意将成倅案塑造为"执法过当"个案，意在为司马昭暴行开脱。此等"曲笔"手法，恰证弑君案在西晋仍属敏感话题。

要而论之，成倅兄弟实为司马氏代魏过程中的政治牺牲品。其悲剧不仅在于身死族灭，更在于被永久钉在"弑君者"的耻辱柱上，而真正的幕后主使却得以黄袍加身。唐人刘知几《史通》论此事谓"大盗移国，小盗受诛"，诚为千古确评。观此案可知，权力交替之际的"忠奸"判分，往往系于胜利者之史笔，此实为中国政治史永恒之吊诡。

《论成倅弑君案之历史书写与政治伦理》

成倅兄弟弑君一案，实为三国政治伦理崩坏之典型。考《魏末传》《魏氏春秋》《晋书》三史所载，此事涉及三重历史维度：权臣专政之恶、武人附逆之愚、史笔褒贬之微，诚值深究。

一、权臣操弄下的工具性暴力
司马昭使成倅为诱敌偏将，复令其参与弑君，实开"驱武人以行大逆"之恶例。贾充"司马家事若败"之语，揭示权臣集团已将家国大义异化为私门利害。成氏兄弟"当杀邪？执邪？"之间，恰显武人在政治漩涡中的工具化处境。此案折射出魏晋之际"君臣之义"让位于"门第私利"的政治伦理异化。

二、武人阶层的政治困境
成倅先为诱敌之将，后作弑君之刃，其人生轨迹正映照当时武将群体的悲剧性命运。《魏氏春秋》载其"袒而升屋"的激烈反抗，实为武人阶层在沦为政治棋子后的绝望挣扎。司马昭"杀倅以塞天下之谤"的处置，更暴露权臣政治下武人"用之如刀匕，弃之如敝屣"的宿命。

三、史笔褒贬的微言大义
《魏末传》详录对话细节，暗斥贾充之奸；《魏氏春秋》特书"丑言悖慢"，实为保留反抗姿态；《晋书》"刑止其身"之论，则隐含对司马氏过度株连的批判。三家史笔各藏春秋，共同构建起对"高平陵之变"后政治伦理持续滑坡的集体记忆。

成倅案之警示，在于展现权力异化如何摧折人性。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观魏晋史传，当思"君不君，臣不臣"之世，人何以自处？司马氏虽得天下，然以弑君立国，终开八王之乱。历史吊诡处，正在权谋者终被权谋反噬，此诚可为千古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