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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盐铁论】卷17贫富诗解3大夫:富者能仁穷者志短文学:非义不富贵何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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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向东 發表於 2023-2-9 16:40 來自手機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盐铁论】卷17贫富诗解3大夫:富者能仁穷者志短文学:非义不富贵何必财
题文诗:
大夫又曰: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

愚者以困.子贡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也,

以货殖而,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

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故莫,不戴其德,

乃称其仁.原宪孔伋,当时乃被,饥寒之患;

颜回屡空,于穷巷也,当此之时,迫于窟穴,

拘于缊袍,其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

文学对曰:孔子有云:富而义求,虽执鞭事,

吾亦为之;如不义求,从吾所好.君子求义,

非苟富也.故刺子贡,不受天命,而货殖焉.

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时则,退而乐道.

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隐居修节,

不欲妨行,故不毁名,而趋势也,虽付之以,

韩魏之家,非其志则,不居之也.富贵不能,

荣之谤毁,不能伤也.故原宪之,缊袍贤于,

季孙狐貉,赵宣孟之,鱼飧甘于,智伯刍豢,

子思银佩,美于虞公,之垂棘玉,魏文侯轼,

段干木闾,非以其势;晋文公见,韩庆下车,

而趋亦非,以其多财,以其富于,仁充于德.

贵何必财,仁义而已!由仁义行,非行仁义.



  【原文】

  大夫曰: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原宪、孔伋,当时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于穷巷,当此之时,迫于窟穴,拘于缊袍,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

【注释】

原宪:字子思,也称原思,孔丘弟子。孔伋(ji):字子思,孔丘的孙子。缊(y)n)袍:以乱麻为絮的袍子。缊,乱麻。

屡空:【论语】卷11先进,11·19 子曰:『回也其庶(1)乎,屡空(2)。赐不受命,而货殖(3)焉,亿(4)则屡中。』
【注】
(1)庶:庶几,相近。这里指颜渊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2)空:贫困、匮乏。
(3)货殖:做买卖。(4)亿:同『臆』,猜测,估计。
译文: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了吧,可是他常常贫困。端本赐(子贡)不听命运的安排,去做买卖,猜测行情,往往猜中了。』
【译文】大夫说:谋利的途径,触处都是,自然财富,遍地都有,聪明的人利用了这些因而富足,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些所以贫困。子贡搞囤积而驰名于诸侯,范蠡因经商而尊重于当世。富人和他交朋友,穷人得到他的帮助。所以从人君到百姓,都得到他们的好处,称颂他们的『仁义』。原宪和孔伋,当年饥寒交迫,颜回经常穷困在陋巷里,在那个时候,他们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破缊袍,即使想凭借钱财来施展奸诈、献媚的伎俩,也是不可能的。

  【原文】

  文学曰:孔子云:『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求义,非苟富也。故刺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隐居修节,不欲妨行,故不毁名而趋势。虽付之以韩、魏之家,非其志,则不居也。富贵不能荣,谤毁不能伤也。故原宪之缊袍,贤于季孙之狐貉,赵宣孟之鱼飧,甘于智伯之刍豢,子思之银佩,美于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轼段干木之闾,非以其有势也;晋文公见韩庆下车而趋,非以其多财,以其富于仁,充于德也。故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矣!

  【注释】这是【论语·述而篇】文。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语本【论语·先进篇】。
  【孟子·尽心篇上】:『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韩、魏之家,指春秋时晋国六卿中的韩、魏两家,这两家都很富有,故以为言。【论语·子罕篇】:『子曰:'衣弊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这里把子路缊袍之事归之于原宪,是本书引用古书但又不同的一例。
  赵宣孟:即赵盾,春秋时晋卿,谥宣子。孟,尊称。『飧』原作『食』,今据卢文弨说改正。【公羊传·宣公六年】载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勇士见赵盾正在吃鱼,心眼其俭约,不忍杀,自刎而死。传文正作『方食鱼飧』。
  智伯:见【毁学篇】注释。刍豢:用草饲养的牛羊叫『刍』,用粮食喂养的猪狗叫『豢』。这里指丰富的肉食。
  虞:春秋时国名,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垂棘:春秋时晋国地名,以产美玉出名,这里指代美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灭虞,见【左传·僖公二年】。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王,名斯。轼: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这里作动词用,即伏在横木上,表示对别人的敬重。段干木:魏人,隐居不仕,魏文侯每过段干木的家门,就扶轼表示对他的敬重。事见【史记·魏世家】及【淮南子·修务篇】。
  晋文公见韩庆下车事,未详。
  『非』下原脱『以』字,据郭沫若校补。
卓注:

故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矣!

【孟子】卷7离娄章句: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译文:孟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点,一般百姓丢弃它,正人君子保存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只是〔快快乐乐自然而然地〕走在仁义的路上,不是〔勉强地当作任务、责任〕贯彻实行仁义的。』
【译文】

文学说:『孔子说过:'富贵如果(取之以义)可以求得,就是赶车子的事,我也要干;如果不可以求得富贵,还是干我所爱好的事。』君子追求仁义,而不随便去追求财利。所以孔子责备子贡违背天命,去做买卖。君子遭遇好运就富贵起来,不遭遇好运就隐居起来安贫乐道。不因为谋取财利而损害自己的品德,所以不做违背『仁义』而取得财利的事。隐居修养自己的气节,不以私欲妨害自己的德行,所以不毁坏自己的名誉而去趋炎附势。就是给他韩、魏两家那样的财富,如果与他的志愿不符也不要。富贵不能使他光荣,诽谤不能使他受害。所以,原宪的破缊袍比季孙的狐貉袍子更有价值,赵宣孟的鱼羹比智伯的肉食更好吃,子思的银佩比虞公的垂棘之玉更美好。魏文侯乘车经过段干木的家门,还要伏在车前的横木上,表示尊敬,不是因为段干木有权势;晋文公见着韩庆就下车步行,不是因为韩庆钱多,而是因为他们多行『仁义』道德。所以,一个人尊贵,何心要有许多钱财,只要行『仁义』就行了!
条皮导弹 發表於 2025-4-18 19:03 | 顯示全部樓層
《盐铁论》卷十七《贫富》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汉代经济思想之重要文献。大夫持"富者能仁"之说,文学倡"非义不富"之论,二者交锋深刻揭示了西汉中期社会财富观与伦理观之张力。今就双方论点析之如下:

大夫之论,本于管商之术,其言"道悬于天,物布于地"者,实申《管子》"利出于地"之说。其举子贡、陶朱为例,意在证成"智衍愚困"的财富分配逻辑。此说有三重意蕴:其一,肯定财富积累具有道德正当性,富者能"赡贫"而"称仁";其二,暗含经济能力决定道德实践空间的观念,谓原宪、颜回之困乃限制其行善之因;其三,将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直接关联,反映新兴商人阶层价值诉求。此论实为武帝时期盐铁官营政策张目,为"与民争利"提供伦理辩护。

文学则恪守儒家义利之辨,其引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为据,构建三重反驳:首先,区分"求富"与"求义",强调"君子非苟富也";其次,以原宪缊袍、赵盾鱼飧为例,证"德充于内"可超越物质贫富;最后,提出"贵何必财"的价值观,将段干木、韩庆受尊之因归于仁义而非财势。其说深得孟子"天爵人爵"之旨,尤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八字,直指道德自律之本源。

二者分歧实为两种思想传统之碰撞:大夫之说近于荀子"欲不可去"的人性论,承认物质基础对道德实践的限制;文学之论则承孔孟"义利之辨",坚持道德价值对物质追求的统摄。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虽贬子贡货殖,却未全盘否定富贵,其谓"遭时则富且贵"者,暗含"达则兼济"的用世之志,与原始儒家"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

要之,此篇辩论折射出汉儒在帝国经济扩张背景下对传统义利观的调适。大夫之务实与文学之守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张力结构,其影响直贯后世"儒商"传统的形成。明乎此,则知中国商业精神之独特气质,正在此仁义与货殖的辩证统一之中。
新国人 發表於 2025-5-13 17:18 | 顯示全部樓層
《盐铁论》贫富篇义利之辨析微

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华夏义利之辨的经典呈现。大夫持"智者衍富"之说,谓子贡货殖而显、陶朱经商而尊,强调财富具有"赡贫济世"的社会功能;文学则引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训,力陈"贵在仁义"的儒家核心价值。二者立论各有理路,然细究之,实为治国理念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分野。

大夫之论,本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经世思想。其举子贡"著积显诸侯"、陶朱"货殖尊当世"二例,暗合《史记·货殖列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经济逻辑。此说确有现实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流通促进城邑繁荣,《管子·轻重》篇即载"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说明财富积累对国家治理的辅助作用。然其将原宪、颜回之困归咎于"不能假财",则显失偏颇——此恰如《论语》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未能体察孔门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

文学之辩,深得孟子"富贵不能淫"的精髓。其引《论语·述而》"富而可求"章,揭示儒家"以义制利"的根本原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魏之家非其志不居"的表述,与《孟子·公孙丑下》"不受万钟"的典故一脉相承。文中更以系列对比彰显精神价值:原宪缊袍胜季孙狐貉,非谓物质优劣,实乃《礼记·檀弓》"不食嗟来之食"的气节体现;段干木之得魏文侯礼遇,正合《荀子·大略》"君子贫穷而志广"的修身要义。此非否定物质基础,而是强调"由仁义行"的主体性超越。

二者看似对立,实具互补性。汉代桓宽编纂《盐铁论》时,已洞察"富国"与"化民"的辩证关系。观《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可知大夫之言有其现实效用;而文学坚守的"义以为上"原则,恰为《春秋繁露》"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治本之策。今日读之,犹见其现代意义: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犹如车之两轮,偏废则倾。

要之,此篇辩论实为儒家经济伦理的精彩注脚。司马迁评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却终不及颜回"屡空"之得列德行科,正是对"富贵如浮云"的最佳诠释。读《盐铁论》至此,当思《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之训,于义利之间慎其所取。
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25-6-2 01:43 | 顯示全部樓層
《盐铁论》卷十七《贫富》篇所载大夫与文学之辩,实为西汉经济思想史之重要文献。大夫以子贡、陶朱公为例,申明"富者能仁"之说;文学则引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训,力主"非义不富"之论。二者立论角度不同,然皆折射出汉代经济伦理之深层矛盾。

大夫之论,承袭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思想体系。其谓"道悬于天,物布于地",实指自然经济规律客观存在。子贡"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货殖尊于当世"二例,恰证《史记·货殖列传》"人富而仁义附焉"之说。此派以经济基础决定道德实践,认为贫困反致"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的伦理困境,与《管子》"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脉相承。

文学则恪守儒家"义利之辨"传统。其引《论语·述而》"富而可求"章,强调"君子求义非苟富"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并非简单否定富贵,而是区分"遭时则富且贵"与"不遇退而乐道"两种境遇,此即孟子"穷则独善,达则兼济"之变奏。其所举原宪缊袍贤于季孙狐貉、赵宣孟鱼飧甘于智伯刍豢诸例,皆在说明道德价值可超越物质形态,与《论语·雍也》"贤哉回也"章精神相通。

二者分歧实为荀子"性恶"与孟子"性善"之辨的延伸。大夫所见"愚者以困",暗合荀子"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荀子·富国》)的经济紧张论;文学所言"富贵不能荣",则承孟子"天爵人爵"(《孟子·告子上》)之辨。然细察文学"贵何必财,仁义而已"的结语,已隐约透露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先声。

此辩论之现代启示在于:经济效率与道德价值之平衡,仍是当代社会核心议题。大夫所见物质基础之要,文学所守精神价值之重,二者辩证统一,方为治世之道。司马迁评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时,特标"君子富,好行其德",或可为此章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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