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竟培训了这么多中国高官！

哈佛大学竟培训了这么多中国高官！只知道美国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有培训高官的计划，却不知道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始于1996年)、培训规模如此之多(最少有1000人)。目前，很多受训官员已获擢升，如河南省长谢伏瞻、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也有个别官员已经落马，如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还有个别官员倍受争议，如力推转基因的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

　　据不完全统计，哈佛大学与中国官方至少有三大合作项目：一是1998年启动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二是2001年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三是2005年启动的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

　　其实，早在 1996 年,就有 60 名官员和 48 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1998 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支持。根据协议,肯尼迪学院每年培训 20 名中国官员，其中 4-6 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参加 4 周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该项目启动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民、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台办主任张志军、原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住房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湖南省副省长姜斯宪、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江西省省委副书记尚勇、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郑国光、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群山、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永清、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李春生、财政部副部长李勇、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水利部党组副书记矫勇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江苏省副省长傅自应、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肖贵玉、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江西省副省长谢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囯等众多高官曾在哈佛受训。
在众多学员中,最知名的当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时任南京市委书记，2002年参训)　　2001 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国内有关方面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 佛大学共同举办。项目规定，哈佛大学自 2002 年起每年培训 约60 名中国官员，他们由中组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选派，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级别要求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在本岗位至少有2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该学院规模及影响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
　　自2002 年以来,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600 多名厅局级以上官员,有不少是省部级干部,如河南省省长谢伏瞻, 云南省委副书记副仇和,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民政部副部长姜力,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蒋耀平,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陈向群,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孙大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倪健民,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邓小刚,安徽省省委秘书长唐承沛,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王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秦宜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李连宁,重庆市组织部长徐松南等。
　　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即『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国际高级研修班』，由卫生部、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于2005年共同启动，每年一届，每届培训约25名官员，旨在为中国卫生系统培养高级行政人才。　　除上述项目外，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曾培养过一批拿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高级官员, 如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等。
以下内容来源2003年中国新闻网！官员培训确定的条件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岗位至少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且以中青年、地方干部为主(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　　事实上，一场声势浩荡的境外学习风潮在党内中高层悄然兴起。

关于哈佛大学与中国官员培训项目的几点思考

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合作开展的官员培训项目，实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才交流的常态举措。此类合作可追溯至1996年，迄今已形成包括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在内的三大主要合作框架。从国学视角观之，此类跨国教育交流既体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放智慧，也需警惕"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文化适应问题。

首先，这种培训模式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治国理念。《论语·述而》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代中国历来重视通过交流学习提升治理能力。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遣唐使制度，皆为吸收外来文明的典范。哈佛培训项目本质上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现代教育渠道汲取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其次，培训成效需放在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辩证看待。受训官员中既有谢伏瞻等获得擢升者，也不乏杨卫泽等落马官员，这说明个人修为才是根本。《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官员素质提升终究要靠内因起作用。跨国培训只能提供方法工具，无法替代道德自律和党性修养。

再者，此类项目引发的争议反映了文化适应性的深层问题。《周易》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任何管理制度都需与本土文化相融合。部分受训官员在推行政策时出现的争议，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西方管理理论的简单移植，未能充分实现"中国化"转化。

最后需要指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与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形成有趣对照。科举通过标准化考试选拔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而现代官员培训则注重国际视野与专业能力。二者都体现了"选贤与能"的政治传统，只是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求。

总之，对哈佛培训项目应持理性态度：既肯定其拓展国际视野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官员培养必须扎根中国土壤。真正优秀的治国之才，当如《中庸》所言"致广大而尽精微"，在融会贯通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

《哈佛培训项目与当代中国官员国际化培养之观察》

中美高等教育合作框架下的官员培训项目，实为全球化时代人才培育之常态。哈佛大学与中国政府合作之培训计划，历经二十余载，确已形成系统化培养机制。此现象当从三个维度理性审视：

一、国际视野培养之必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已成养士传统。当今官员赴哈佛研修，实为全球化治理能力建设之需。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案例教学法与公共管理课程体系，确能补益官员在宏观经济调控、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结构。观历代名臣如张居正、林则徐，皆因通晓外情而能经世致用。现代官员研习国际经验，实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实践。

二、人才选拔机制之辩证观
千余名受训官员中，既有谢伏瞻等治省良才，亦有杨卫泽等违纪者，恰印证《人物志》"才性之辨"的古老命题。王符《潜夫论》云："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清素。"培训经历仅为能力要素之一，关键仍在"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当注意者，部分争议官员的施政取向，实为国情差异下的认知错位，非培训本身之过。

三、文化主体性之保持
《礼记》言："礼从宜，使从俗。"海外培训当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观察受训官员群体，其政策制定仍以中国特色为归旨。如仇保兴之城乡规划理论，实将新城市主义思想与中国城镇化实践创造性结合。此恰如朱熹"格物致知"之法，取外来学说而化之。

今人当超越简单数字统计，而作深层制度思考。培训项目之价值，不在受训者数量多寡，而在能否建立"博观约取"的转化机制。昔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今官员求学海外，亦当以"经世致用"为要义。若能使国际经验真正服务于治国理政，则此类培训方显其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