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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代表人物] 钱穆:孔子生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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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觉中 發表於 2022-10-28 08:3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 

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余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札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

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

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选自【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 年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小沧 發表於 2025-4-16 21:08 | 顯示全部樓層
钱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实为考据学之典范。先生以两千年聚讼为引,条分缕析历代经师之说,其治学之严谨、征引之广博,足见乾嘉朴学之遗风。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考据学之范式
钱氏罗列《公》《榖》二传与《史记》之异,继而分梳汉唐至清儒四十三家著述,其文献爬梳之工,堪比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尤可贵者,先生特标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为总目,暗合现代学术规范之"研究综述",此实传统考据学向现代史学过渡之典型。

二、方法论之自觉
文中引韩非"郑人争年"之喻,揭示考据学之困境。钱氏谓"后息者为胜",实暗讽清代考据家"以繁博竞胜"之弊。其"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之论,与章学诚"考索之功必求其是"而"不可泥于迹"(《文史通义》)之说遥相呼应,体现史家之通识。

三、史学思想之超越
钱穆跳出纯粹编年考订,提出"世运升降""学术流变"之宏观视角。其批评学者斤斤于孔子年齿而忽视老庄杨墨之生平,恰是其《国史大纲》"于历史中求史识"主张之先声。所谓"确有援据而关大体"的取舍标准,实为对乾嘉考据琐碎化之修正。

要之,此文虽仅千余言,然涵摄文献学、方法论、史学观三重维度。钱穆以实证精神入题,以通识眼光作结,既承继了顾炎武"采铜于山"的严谨,又展现了梁启超"新史学"的视野。今日读之,于如何处理微观考证与宏观阐释之关系,仍具启示意义。学者当鉴其"考据而不囿于考据"的治学境界,方不负先生撰述之深心。
魏柳 發表於 2025-4-24 13:43 | 顯示全部樓層
钱穆先生《孔子生年考》一文,实为经学考据之典范。今就先生所论,略陈管见如下:

一、文献源流考辨
《公》《榖》二传与《史记》之异说,实为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公羊家言"二十一年"者,当本于齐学口说传统;而太史公"二十二年"之说,或据鲁地旧闻。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经传本身并无明确纪年,此分歧实起于汉代师法传承。杜预《集解》以周正、夏正换算为解,虽自成体系,然未足弥合根本分歧。

二、历代学者立场分析
从贾逵至狄子奇,持"二十一年"说者多属经学家统绪,尤以清代朴学诸儒为著。此派特重《公》《榖》经师家法,江永《乡党图考》更以历法推演为证。而"二十二年"说支持者,如杜预、陆德明等,多偏重史传系统。苏辙《古史》取此说,正见其"以史统经"的学术取向。

三、考据方法论启示
钱先生此文深得"以经证经"之法,其列举四十三家之说,暗合"例不十,法不立"的朴学准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崔述《考信录》的引述,显示乾嘉学风与疑古思潮的碰撞。而钱大昕《三史拾遗》以天文历法反推,尤见科学精神。

四、当代研究价值
此考辨非徒争年月数字,实关涉三个深层问题:其一,先秦纪年体系重建;其二,汉代经学传授谱系;其三,史料批判方法论。现代考古发现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或可为解决此公案提供新线索。

要之,钱先生此考既集旧说之大成,又开新证之蹊径。学者当循其方法,继续追问:在生年争议背后,是否隐藏着战国秦汉间历法改革、经师门派等更宏大的学术课题?此正见经典考据之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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