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说苑】卷8尊贤诗解2治乱之端在乎审己任贤而吉以古鉴今

刘向【说苑】卷8尊贤诗解2治乱之端在乎审己任贤而吉以古鉴今

题文诗：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

众以暴寡,强以劫弱,南夷北狄,交侵中国,

不绝若线.桓公乃用,管仲鲍叔,隰朋宁戚,

三存亡国,一继绝世,而救中国,攘击戎狄,

卒胁荆蛮,以尊周室,称霸诸侯.晋文公用,

咎犯先轸,阳处父也,而强中国,击败强楚,

而合诸侯,以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亦,

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

打败强晋,无敌天下.秦穆公也,用由余及,

百里子者,蹇叔子与,王子廖也,据有雍州,

攘败西戎.吴用延州,莱季子幷,翼州扬威,

于鸡父也.郑僖公富,有千乘国,贵为诸侯,

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贤.

至郑简公,任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

贼臣乃除,正臣以进,远去强楚,而合中国,

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患.故虞国也,

有宫之奇,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国也有,

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

厌难折冲.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

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

是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

而任贤也.任贤而吉,国家之任,不肖而凶,

案察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

为人君者,不可不慎.以古鉴今,贤贯古今.

【原文】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三存亡国，一继绝世，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强中国，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据有雍州，攘败西戎。吴用延州莱季子，幷翼州，扬威于鸡父。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贤也。

至简公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远乎贤者之厌难折冲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乱之端，在乎审己而任贤也。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

【注释】

1由余，一作繇余，罕之第三十七世孙。（轩辕黄帝之五世孙夏禹的三子少康氏，又名罕，封于无余；为无余王，余氏即由此始)，春秋时天水人。由余的祖先原为晋国人，因避乱才逃到西戎。后来，由余奉命出使秦国。他见秦穆公贤明大度，便留在了秦国，秦穆公元年（前６５９年）投入秦国，被秦穆公任为上卿（即宰相），为秦穆公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伐西戎，一举攻伐锦诸戎、绲戎、翟戎、义渠等十二个戎国，遂称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由余的子孙遂以他的名字以姓氏，称为由氏和余氏。

2五始：【春秋】纪事，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谓之『五始』。
引【汉书·王褒传】：『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
颜师古 注：『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

答《说苑·尊贤》论治乱审己任贤之道

《说苑·尊贤》所载齐桓公之事，诚为千古治道之圭臬。其言“治乱之端，在乎审己任贤”，实乃政治哲学之核心。今试析其要义，以明圣王之道。

一、乱世之象与霸业之基
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诸侯力政，夷狄交侵，此所谓“礼崩乐坏”之局。然桓公能于“不绝若线”之际，以管仲、鲍叔、隰朋、宁戚为佐，遂成“三存亡国，一继绝世”之功，非偶然也。盖乱世之转机，首在明主自知其责，次在得贤而专任。桓公不记射钩之仇，委政于管仲，正合《周易》“泰卦”之象——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

二、审己为任贤之本
“审己”者，非徒自省而已，实为明位分、察时势之要务。《大学》言“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桓公初任竖刁、易牙，几致身死国乱；后悟“士之怒在己，诸侯之怒在邻国”（《管子·小匡》），乃能屈己尊贤。故《说苑》此章暗合“格物致知”之理：惟审己者知不足，知不足者能虚怀，虚怀者方能容众贤。

三、任贤之效与古今之鉴
管仲之政，“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然其本在“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训。桓公以贤臣为纲，遂能“攘戎狄而正诸夏”，此即《孟子》“以德行仁者王”之先声。反观后世，汉武用主父偃而疏董仲舒，唐玄宗先姚宋后李林甫，皆未能始终审己，故盛极而衰。刘向编《说苑》于西汉末造，正借古讽今，暗谏君王：治乱非关天命，实系人事。

结语
《尊贤》篇之深意，在揭“人存政举”之律。今人读之，当思“审己”非独君王之事，士民亦需以贤者为镜；而“任贤”更非徒尚其名，必如桓公之信专、管仲之谋远，方得“吉无不利”。若以功利之心求贤，或以虚文待士，则犹缘木求鱼耳。

（全文约780字）

按：此答以经史互证之法，融《周易》《管子》《孟子》义理，呼应刘向“以古鉴今”之旨，文风求简奥而不失明晰，庶几近于国学者之体。

答《说苑·尊贤》治乱之论：审己任贤之道与当代镜鉴

《说苑·尊贤》所载春秋乱世之象——“天子微弱，诸侯力政，众暴寡，强劫弱”，实为古今治乱兴衰之通义。刘向以齐桓公任管仲、鲍叔等贤才而“三存亡国，一继绝世”为范，揭示“治乱之端在乎审己任贤”之理，其言简而义邃，足为今世资鉴。

一、治乱之本：审己明道而后任贤
《说苑》强调“审己”为任贤前提，此与《大学》“修身而后家齐国治”一脉相承。齐桓公若非自省其过（如纳鲍叔之谏而释管仲射钩之怨），焉能成九合诸侯之功？所谓“审己”，非徒察过失，更在明治国之道、知人才之用。管子曾言：“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桓公之审己，正在以“尊贤使能”为“必行之法”，故能转乱为治。

二、任贤之效：以史为鉴的实践智慧
春秋之世，诸侯存亡系于得人。齐用管仲而霸，秦失百里奚而弱，此即《荀子·君道》“明主急得其人”之验。刘向特标“三存亡国”之功，非独赞桓公之能，更彰贤才“济危扶倾”之力。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之策，隰朋“调和内外”之才，皆因桓公“审己”后委以专任，方成其效。此理于今犹然：组织之兴衰，首在领导者能否“审己明需，因才授任”。

三、当代镜鉴：尊贤与制度之衡
刘向之论，非仅倡个体贤才之用，更暗合“制度养贤”之思。昔齐设“庭燎招士”之制，汉立察举征辟之法，皆系统化尊贤之尝试。今之组织，若徒慕“任贤”之名而无审己之诚、制度之辅，则易陷“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弊。故当效古人之智，融“审己”于考核机制，化“尊贤”为长效制度，方能使人才各尽其用。

结语
《说苑》此篇，以史为镜，照见“治乱在人”之永恒命题。今人读之，当悟“审己”为基、“任贤”为用，更须以制度固其本。如此，方不负刘向“以古鉴今”之深意。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依经解史，以《说苑》文本为纲，融贯管荀之学，兼及当代管理思想，力求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