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近思录】上下8治国平天下之道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近思录】上下8治国平天下之道

（八）上

　　第八目治国平天下之道。士人出膺政府职位，亦有为贫而仕者。然治平大道则平素即当讲求。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有辞有处有退而不出仕者。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子言志，而孔子独与点。因三子皆志于进，而曾点独在退处一边。中国人言学，必于修、齐、治、平四层次能一以贯之。故治平之道，主要亦在学人一己之心之存养。但已心存养，必兼内外。果使仅主心性，而不及民物，则心性非心性，而存养非存养矣。西方学主分门别类，各为专门，学政治亦仅为一专家，其志其业拟若有进无退，其他学者则尽多置国事民情于不问。故近代西方言政治重多数，而多数实不以政治为重，此亦中西一大相异处。

（八）下

　　【近思录】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条。明道言：『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今按：中国人言政治，每分三代与秦汉以下。此条言先王，即指三代，后世即指秦汉以下。夏商之世，皆较汉唐为长，周祚尤久。何以制度简，亦得治。且列国封建如周代诸邦，亦得维持八百年左右。秦汉统一，即承周之疆土，则不得谓三代之治无其道。又如人之一生，未成年为子弟时，过失少，罪恶则更少。成年后，过失罪恶日增。故中国人常怀念古代，亦非无由。亦可谓中国人之理想，每寄托之于古代。庄老道家更然。今人亦每怀念童年生活，此乃人之常情，不得以好古二字轻肆责怪。

　　道与法之分别，姑就此条治与把持二意来作说明。治如水流，涓滴皆平等，一也。相与前进不已，即自由，二也。人群相处能一体平等，能自由前进，此即是道。把持则用权力。权力二字，中国人不爱言。故只言君道，不言君权。只言君德，不言君力。近代民主政治乃好言权力，又必言法治。法亦必仗权力以行。与中国传统言治，其义大异矣。孰得孰失，宜有讨论之余地。中国人言治国，又必兼言平天下。平亦治义。治平亦一道相承。能治其国，斯亦能平天下矣。国与天下两语，中国古人常通用，如明道此条言以道治天下以法把持天下，是也。今国人又常讥中国古人不知中国之外尚有天下，斯则难与之辨矣。

钱穆先生《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对《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的阐发，实为深得宋明理学精髓之论。今就先生所论，略陈管见如下：

一、士人出处之道与治平之学
先生指出"为贫而仕"与"以天下为己任"之别，此实关涉儒家"内圣外王"之根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之精神，乃承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旨。然孔子独许曾点"浴乎沂"之志，盖因儒家治国必本于修身，非谓退处即无担当。朱子注此章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可见治平之道，原不离心性工夫。

二、心性存养与经世致用
先生谓"已心存养，必兼内外"，此语直指理学核心。程明道《定性书》言："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张横渠《西铭》更将天地民物纳入仁者胸怀。阳明先生云："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皆证心性之学必以经世为归宿。

三、中西治道之辨
先生比较中西政治传统，颇具卓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始，即分政治学为独立学科；而中国自《大学》八条目，始终将治国平天下系于格致诚正。此非谓中国不重专门之学，实因儒家视政治为道德之延伸。朱子编《近思录》特立"治国平天下"一卷，然其内容多论官箴、教化、田制等实务，正见理学家"体用一源"之智慧。

四、当代启示
今日谈治国平天下，尤当重视先生所言"多数实不以政治为重"之警示。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日细，然若公民皆以政治为专家之事，则民主根基必隳。观《近思录》卷八所载程子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可知儒家政治理想，正在使人人皆能于其位分中尽道。

要之，治国平天下之道，在儒家实为"成己成物"之一贯工夫。钱穆先生此篇随劄，既揭橥理学精义，亦为当代政治文化提供重要反思。学者若能由此体认"理一分殊"之旨，则于中西文化之会通，庶几可得其平衡焉。

钱穆先生《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论《近思录》治国平天下之道一节，实为抉发宋明理学政治哲学精义之重要论述。今试从三方面阐发其微旨：

一、士人出处之道与心性修养之辩证
钱先生指出"为贫而仕"与"以天下为己任"两种仕进态度，实本于《孟子·万章下》"仕非为贫"之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之精神，乃承续孔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弹性智慧。曾点"浴沂咏归"之志得孔子首肯，恰如《周易·遁卦》所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彰显中国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完整人格修养。

二、内圣外王之学的现代诠释
钱氏强调"治平之道必本于心之存养"，此即《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现代阐释。程颢《定性书》言"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朱子《中庸章句》谓"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皆说明心性修养必落实于经世实践。钱先生批评"不及民物则心性非心性"，实针对晚明心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而发。

三、中西政治哲学比较之卓见
钱穆指出西方专业分工导致"学政治者仅为专家"，实触及韦伯所言"工具理性"膨胀之现代性问题。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强调《近思录》卷二所谓"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的整体性智慧。今日观之，钱先生对"多数政治"的反思，恰可呼应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现代政治"平庸化"的批判。

要之，钱穆此篇随劄虽仅千言，然融贯经史，会通中西，既守程朱"理一分殊"之矩矱，复具现代问题意识。其揭示"治平之道"本质为道德实践哲学，对于当代重建政治伦理尤具启示意义。读者若能结合《近思录》卷八至卷九诸条及朱子《大学章句》互参，当更有得于先生之深意焉。

钱穆先生于《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论及《近思录》卷八“治国平天下之道”，其言深契宋儒精神，亦映照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根本。此卷所论，非仅术略之事，实关涉士人立心立命之本。今试析其要义，以明中西政道之异同。

钱穆指出，中国士人于治国平天下之道，首重“平素讲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非仕后方有，实源于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之胸怀。此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呼应，揭示中国政治传统中“士”之精神担当——政治非职业，而是人格之延伸与践履。故《近思录》辑录周张二程之言，多从心性修养发端，终归于经世济民，正显“内圣外王”一贯之道。

尤值深思者，钱穆特别点出孔子独许曾点“风乎舞雩”之志。此非鼓励避世，实喻治平之道须有超乎职位进退之境界。仕与否，皆不可失却对天下之道之关怀与体认。此即修齐治平四层次之贯通：治平非外在于心性，心性亦必表现于治平。若心性修养不及民物，则非真修养；若治国不理心性根本，则如无根之木。

反观西方，学术分科精密，政治学成为一专门领域，学者可仅作理论探讨而无须以天下为己任。民众亦多视政治为少数人之事，以投票委托即尽责任。钱穆谓其“重多数，而多数实不以政治为重”，实指出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与人生脱节之隐忧。此与中国传统“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之理念大异其趣。

《近思录》此卷之深意，在指明治国平天下终归系于每个士人之存养。非谓人人皆须为官，而是人人皆须对天下有道义担当。此种以道德修养为政治基础之理念，正是宋代理学对中华政治文明之重大贡献，亦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政治与人生不二之思考资源。

钱穆先生此劄言简意赅，然深得宋儒精髓，于中西对比间尤见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之独特价值，值得当代学人反复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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