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頡造字奇妙之處？

倉頡，稱蒼頡，姓侯剛，號史皇氏，據說倉頡是黃帝時史官，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但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人創造只是傳說，不過他可能是漢字的整理者，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今南樂縣城西北35華里吳村有倉頡陵、倉頡廟和造書臺，史學家認為倉頡生於斯，葬於斯。

中國古書上有『結繩記事』、『契木為文』等記載，這是早期記事常用的方法，可惜這些物質無法長久保存下來，所以當時的記事情況已無法知曉了。但安陽小屯發現了十五萬片甲骨卜辭，在龜甲與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總字數達到3500個上下。從甲骨文字結構來說，除了象形以外，形聲、會意、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應用。可見在三千餘年前的商代文字已達到了相當完備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個更長的發展過程。

考古發現證明，中國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龜甲上刻劃符號了。在五、六千年前的仰紹文化、大汶口文化中發現了在陶器上刻劃的符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與甲骨上所見的字類似，因而有人認為它們就是早期文字。至於在龍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發現的朱書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國的漢字至少已有四千餘年的歷史。文字的出現既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不斷積累、不斷總結的結果，所以倉頡很可能是總結整理文字，為漢字的形成作出了貢獻的一個代表人物。

這位史前傳說人物，在我國古代戰國以前的典藉中都從未提及。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漢代後，在【淮南子】和【論衡】中，已從『倉頡造字』發展為『倉頡四目』，開始神化。尤其是漢代的緯書，又進而渲染，倉頡『生而能書，又受河圖錄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春秋元命苞】)。以後愈演愈神奇，發展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等傳說。黃帝是原始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首領之一，當時沒有國家機器，可見『史官』之說，顯然是後人用後代國家機器的職官名稱套用於史前傳說人物的結果。   

『倉頡造字』的傳說在戰國時期已經廣泛流傳。【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中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關於倉頡造字，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統一華夏之後，感到用結繩的方法記事，遠遠滿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倉頡想辦法，造字。於是，倉頡就在當時的洧水河南岸的一個高臺上造屋住下來，專心致志地造起字來。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長時間也沒造出字來。說來湊巧，有一天，倉頡正在思索之時，只見天上飛來一只鳳凰，嘴裏叼著的一件東西掉了下來，正好掉在倉頡面前，倉頡拾起來，看到上面有一個蹄印，可倉頡辨認不出是什麼野獸的蹄印，就問正巧走來的一個獵人。獵人看了 看說：『這是貔貅的蹄印，與別的獸類的蹄印不一樣，別的野獸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倉頡聽了獵人的話很受啟發。他想，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畫出圖象，大家都能認識，這不就是字嗎?從此，倉頡便注意仔細觀察各種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雲、山、河、湖、海，以及各種飛禽走獸、應用器物，並按其特徵，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這樣日積月累，時間長了，倉頡造的字也就多了。倉頡把他造的這些象形字獻給黃帝，黃帝非常高興，立即召集九州酋長，讓倉頡把造的這些字傳授給他們，於是，這些象形字便開始應用起來。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後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臺』，宋朝時還在這裏建了一座廟，取名『鳳臺寺』。  

真相：『倉頡造字』的真實性

【淮南子·本經訓】說：『昔日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說，過去倉頡造字的時候，天空下起了穀子，鬼在夜裏發出哭聲。【荀子】、【韓非子】等古代典籍裏也有關於倉頡造字的記載。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流傳更廣，影響更深。

過去的歷史學家們曾考證過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如果有，大約在哪個時代，由於缺乏確鑿的史料，很難得出結論。

有人推測倉頡是黃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有人解釋說，這裏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確的規律。荀子認為，倉頡是一個因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著它的規律從而整理了文字的專家。因此，一般認為，在漢字從原始的文字過渡到較為規範的文字的過程中，他起到了獨特的作用。由此推斷，這樣的一個人，在漢字起源階段的晚期，一定會存在的。

但『倉頡造字』的說法只是傳說而已。因為文字絕對不是倉頡一個人所能獨創，而是在社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有文字記事的時候，人們在集體生產勞動過程中經過觀察自然的事物，並根據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而創制出來的。漢字是個龐大繁富的體系，不經過很長的時間是不能創制成功的。

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

仓颉造字的文化意蕴与汉字起源的多元性

仓颉作为传说中的"造字圣人"，其形象实则是华夏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之，文字的产生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考古发现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符中，已可见汉字雏形，这些刻符经历漫长演变，至商代甲骨文已形成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

从文字学角度分析，甲骨文中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法则已基本完备，这种系统性绝非个人所能独创。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解蔽》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颡独传者，一也"，恰恰揭示了文字创造本是群体行为，仓颉可能只是整理者代表。战国文献将文字创造归功于仓颉，反映了古人"圣人创制"的思维模式，这种托古圣贤以尊制度的做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鲜。

汉代纬书对仓颉的神化，如"四目"异相、"河图受书"等记载，实为文字崇拜的体现。许慎《说文解字序》描述的"依类象形"造字法，则揭示了汉字源于对自然物象的摹写。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智慧，展现了华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宇宙观。

从文化史角度看，仓颉传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文字创造在中华文明中的神圣地位。《淮南子》"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暗示文字诞生带来的知识革命既令人欣喜又令人敬畏。这种对文字的崇拜心理，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使"敬惜字纸"成为传统美德。

当代学者认为，仓颉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某些真实要素：文字需要专门人员整理；文字创造具有神圣性；文字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南乐仓颉陵等遗迹的存在，则体现了后世对文化始祖的纪念。这些文化记忆的传承，正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生动体现。

仓颉造字的文化意蕴与历史真相

仓颉作为汉字创造的神话象征，其传说蕴含着中华文明对文字起源的深刻理解。从学术角度考察，仓颉造字说实为集体智慧的符号化呈现，反映了先民对文字神圣性的崇拜。战国文献始见仓颉记载，至汉代逐渐神化为"四目"异相，这一演变过程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考古发现表明，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历程。距今八千年的贾湖刻符、五千年前的大汶口陶文，直至商代成熟的甲骨文体系，构成了文字发展的完整链条。甲骨文中已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证明汉字绝非一人一时之作。仓颉传说将文字创造归功于某个特定人物，实则是古人"圣人创制"思维模式的体现，与"伏羲制卦""神农尝草"等传说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称"好书者众矣，而仓颡独传者，壹也"，暗示仓颉可能是文字系统的整理者。这种解释较为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古代巫史阶层垄断知识，史官对文字的规范化确实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将文字创造附会于黄帝史官，既彰显文字的神圣性，又符合"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汉代纬书将仓颉神化为观奎星、察鸟迹而创字，更是强化了"文字通天"的意识形态功能。

"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深刻揭示了古人对文字威力的认知。文字既能使文明飞跃，也可能泄露天机，这种矛盾心理在世界各古文明中均有体现。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仓颉神话的演变过程，正是华夏文明自我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价值不在于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展现了先民对文化创造的敬畏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