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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 梁漱溟最汗颜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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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廊 發表於 2018-3-27 0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1946年,蒋介石破坏旧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之初,主要由美国马歇尔将军出面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由于马歇尔偏向国民党,失掉中共的信任而失败。马歇尔于10月初亲自找民盟作为第三方面之一主持调解,民盟与马歇尔言定,由马担负与国民党一方疏通,第三方面担负与中共一方疏通。

是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一再警告,悍然攻入张家口,国民党政府于11月又悍然单方面宣布了如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局面全变』。而南京却又放出由第三方面再度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

梁漱溟曾讲:『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早有认识,并作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有一线转机,「死马当作活马医」,还真想把它治活呢。』于是民盟又继续为国共和谈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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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伏案工作的梁漱溟

梁漱溟还在〖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文中写道:『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民党)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25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恩来)。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幸未中断。』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国、共双方所提互不相让的条件,以及民盟领导经过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后才提出一个折衷调解方案,本着两个原则(遵守政协协议;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提出三条解决办法后,在文中讲:『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要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我)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41县,有20县在共方,21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20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就分别加入第一条(驻军)第二条(20县的事)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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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10月28日这天所以匆匆忙忙的原因及派人分送国方孙科、美方马歇尔的情况后说:『我同莫(德惠)、李(璜)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衷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讲到第二条(20个县的事)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居然取回了原件,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无疑地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

梁先生在文中叙述了他慢慢把周恩来先生的话回味一番,认识到三大问题——错误后讲:『我真惭愧像我这样的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梁濑溟先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到了重庆北碚他办的勉仁书院和勉仁中学,过起读书、著书生活。他首先写出〖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油印多份送与朋友、老学生。1949年将此文编入〖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出版;1987年又编入〖忆往谈旧录〗一书出版。

1982年3月底,李渊庭收到其好朋友邓托夫教授(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两封挂号信,卢子英先生(大企业家卢作孚先生之弟)在信上签名。信内附致人民大学教授胡华先生信及资料。资料中有梁先生早年写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邓信嘱李渊庭先看致胡华教授信,如认可即送。

邓托夫教授致胡华教授的信,是讲胡华教授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讲到在国、共和谈最后,1946年10月28日,由第三方面提出的和谈的折衷方案(即此文上述之事),『是梁漱溟出卖人民利益,投靠国民党,图个一官半职。』邓托夫教授和卢子英先生认为梁漱溟先生不是这种人,希望胡华教授根据事实下结论,修改他下的结论。(大意如此。)

李渊庭接到邓托夫教授来信后即前往梁先生家,请梁先生看邓的信。梁先生看信后笑着说:『过去的事摆在那里,似无分辩的必要。』李渊庭说:『托夫、子英两位好意,似不应辜负,还是送交胡华教授算了。』梁先生点头。

李渊庭同志让我到人民大学送信。胡华教授看过邓托夫教授的信对我说:『梁漱溟跟我们党不一致,他总是右。什么「九天九地」呵!〖北京晚报〗(发表)「刚直不阿」(文章),我们批判了。至于涉及梁的历史,别的几部现代史,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而我们是在其后写的。我们是根据纪念周总理的材料写的,这些材料是许涤新等人的。我可以让助手查一下。我们不是随便写的。何干之写的不详细,我们写的近代史是根据会议纪录及有关材料写的,根据悼念周总理期间的文章内提到的材料写的,其中有许涤新等三人写的。』我说:『这事应看具体事实如何。邓托夫教授给您提供的资料,希望您还是看看再说。』我告辞时,胡华教授问了我曾在哪里工作,住在哪儿?我一一回答,当时我已65岁。

过了约两个月,胡华教授来到我家。我当时住在三不老胡同民盟中央宿舍四层,没有电梯,看出胡华教授上四层楼费了劲,进门时喘着气。我们请他坐下来缓缓气。胡华教授说:『邓托夫教授给我的那包资料看过了,他讲的不无道理。梁漱溟回到北碚后从事著作,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工作。我将考虑〖中国近代史〗再版时予以修改。稍坐一会儿就说车在楼下等他,告辞。我跟着送到楼下,看他上车。彼此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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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渊庭给邓托夫写复信时留下的一页废信看,他是1982年4月8日写的,那么我就是在4月初给胡华教授送的信了,胡华教授来我们家则应是6月间的事了。

梁漱溟先生在胡华教授来我们家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来到我们家(他多时不见李渊庭,有时就自己来),自己坐在靠写字台前的木椅上。当时西瓜刚上市,我们头一次买下一个,我切西瓜招待。彼此讲了几句问候话后,我即向梁先生讲我给胡华教授送信及胡华教授几天前来我们家讲了些什么话。梁先生一边听,一边吃西瓜,当我说完,梁先生讲:『过去的事了,谁爱怎么讲,就讲去!』他还是边说边吃,脸上却露出异样的笑容。李渊庭看到了问:『先生冷笑什么?』梁先生抬起了头说:『笑我自己!我还以为我立了功呢!多少年来,我不好讲出来,讲出来也没人相信!1946年下半年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占优势,当时共军处于弱势;国民党军队进攻哪儿占领哪儿。我提出把佳木斯等三个地方作为中共军队驻地,意在要给中共留几个驻军的基地。莫德惠先生提出让国民党派县长带警察接收中共所占的20个小县,我也不知道那警察是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改编,比正式军队还厉害的特务,以为这么做还是照顾了中共(莫德惠讲),我以为自己办了件好事,立了功,很得意,是我自告奋勇要求给中共送这份文件,并由自己给周恩来先生讲解文件。现在想起来真可笑!周总理这个人真英明,对中共赤诚忠心,当我讲解到第二条解决矛盾办法,建议让国民党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铁路沿线中共占的20个小县时,他立刻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发了大怒。他硬是哭着大声吼叫!他对中共的那一片赤心,使我很受感动,很佩服!』我说:『我们也很敬爱周总理。但是不能理解他在1953年为什么要那样不实事求是地批判您呢?』梁先生讲:『他是在毛主席的压力下不得不那样。周总理这个人是很英明的,是个完人!』

梁漱溟先生走后,李渊庭同志对我说:『梁老师一生很自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嘲笑自己呢!』李渊庭同志是我的丈夫。他从18岁起跟随梁漱溟先生治学60多年,对梁老师当然有较深了解。

梁漱溟最汗颜的一件事

原题:梁漱溟半生自嘲的一件事·以为办了件好事,照顾了中共

来源:〖纵横〗杂志2004年第5期

文/阎秉华

覃侄客岫册 發表於 2025-6-25 23:46 | 顯示全部樓層
梁漱溟调解国共之争的反思:理想主义者的困境与历史教训

1946年那段调解国共之争的经历,确实堪称梁漱溟先生一生中最为汗颜之事。作为一位深具儒家道德理想的知识分子,梁先生彼时怀着"为生民立命"的赤诚,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和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然细究其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政治面前的困境与局限。

梁先生当时对局势的判断显然过于天真。他将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安东等行为视为可以调和的偶然事件,而非蒋介石集团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源于他对政治本质的理解不足。儒家传统中的"君子不器"思想,使梁先生过分相信道德感化的力量,却低估了权力斗争的无情逻辑。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策略,实为传统"兵不厌诈"政治智慧的现代演绎,而梁先生却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应对,不能不说是认知上的严重错位。

在具体调解方案的设计上,梁先生与民盟同仁提出的东北驻军地点等建议,看似公允,实则未能把握问题的实质。国共之争绝非单纯的技术性分歧,而是两种政治路线、两种建国理念的根本对立。将如此深刻的政治矛盾简化为驻军地点的调整,无异于缘木求鱼。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反映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复杂性的认识不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晚年对此事的反思仍显不足。他在记述中强调"怕其不足以息争"的良苦用心,却未能彻底认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任何技术性的调解方案都难以奏效。这种反思的局限性,或许正是中国传统士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体现,但也暴露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的认知盲区。

梁漱溟先生的这段经历,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时,既要有道德勇气,更需具备清醒的现实判断力;既要保持理想主义情怀,也要理解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或许是知识分子永恒的课题。梁先生的汗颜,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集体困境的缩影。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改造社会不仅需要善良愿望,更需要深刻洞察和务实智慧。
无无人人 發表於 2025-7-1 22:08 | 顯示全部樓層
梁漱溟调解国共之争的伦理困境与历史启示

梁漱溟先生所述1946年调解国共争端一事,实为现代中国政治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伦理困境。作为国学大师,梁先生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介入调停,其背后蕴含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当精神,却也暴露出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认知局限。

细究此事,梁先生之"汗颜"实源于三重误判:其一,对蒋介石政权本质认识不足,未能洞察其"假和平真内战"的战略意图;其二,对国际调停者马歇尔的立场过于乐观,未认清美国偏袒国民党的基本立场;其三,对中共方面政治决断的坚定性估计不足,周恩来"颜色立变"的反应已充分表明中共对局势的清醒判断。这种认知差距使民盟的调解工作从开始就陷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困境。

从儒家政治伦理观之,梁先生此举体现了"仁者爱人"的淑世情怀,却忽略了"智以知权"的政治智慧。《孟子·离娄上》有云:"徒善不足以为政",正可为此事作注。梁先生秉持"和为贵"的儒家理想,试图在国共两党间寻求平衡,却未能充分认识到政治斗争中"势"与"术"的决定性作用。其调解方案虽力求公允,但在力量对比悬殊、信任基础崩塌的背景下,终究难逃被利用的命运。

此事给予后世两大启示:其一,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之上,理想主义情怀需与现实判断力相结合;其二,第三方调解在缺乏力量制衡的前提下往往难以奏效,民国时期的中间路线悲剧正在于此。梁先生晚年对此事的反思,展现了中国传统士人"反求诸己"的道德勇气,这种自省精神比调解本身更值得珍视。

历史证明,1946年的和谈破裂非因调解不力,而是因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所致。梁漱溟先生的遗憾,实为一个时代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缩影。今人回望这段历史,当以理解之同情看待前辈的局限,更应从中汲取政治智慧,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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