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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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七））

礼制崩坏与权力重构：陶寺遗址"毁墓"现象的深层解读

陶寺遗址作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见证，其墓葬区发现的"毁墓"现象绝非简单的暴力破坏，而是蕴含着复杂的礼制变革与社会转型信息。从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角度观察，这些被扰动墓葬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多集中于高等级大墓，且破坏行为具有系统性，非后世盗掘所致。这种特殊现象实为早期中国"毁庙迁主"礼制实践的考古学呈现，反映了权力更迭过程中对前朝象征系统的仪式性抹除。

从商周文献记载的"犁庭扫穴"传统来看，毁墓行为本质上是新兴政治集团对旧有权力符号的祛魅过程。陶寺晚期墓葬中常见棺椁被刻意拆解、随葬玉器集中损毁等现象，恰与《礼记·明堂位》所载"殷人吊于圹，周人吊于家"的礼制变革相呼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毁墓葬的填土中往往混有建筑残件，暗示着当时可能存在"毁墓"与"拆庙"并行的仪式程序，这种空间权力的双重否定，正是早期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特殊方式。

比较人类学视野下，这种仪式性毁墓广泛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早期文明，但陶寺案例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展现了中国特色的"礼器政治"。被重点破坏的玉琮、特磬等礼器，实为通天权力的物质载体，其毁损程度与墓葬等级呈正相关，这种精确的象征性打击，表明当时已形成相当成熟的权力符号体系。从陶寺中期到晚期，毁墓方式由整体捣毁转向局部破坏（如刻意击碎玉器首部），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权力交接模式从暴力革命到仪式性替代的演进。

该现象对理解夏商周三代更替具有原型意义。《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陶寺毁墓揭示的正是这种"典册"制度形成前的权力过渡形态。考古所见分层级的毁墓程度（彻底毁坏/部分保留），可能对应着不同政治集团与旧权力的亲疏关系，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实为早期中国"损益"礼制思想的物质表现。陶寺个案提示我们，早期国家的形成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累积，更是通过一系列否定性仪式完成的权力神圣化过程。

礼制崩坏与权力重构：陶寺遗址"毁墓"现象的文明史意义

陶寺遗址作为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关键遗存，其墓葬区发现的"毁墓"现象绝非简单的暴力破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礼制变革与社会转型信息。从考古材料观之，这些被毁墓葬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多集中于高等级大墓，且破坏行为呈现出系统性：墓主尸骨被移位、随葬玉器遭刻意损毁、棺椁结构被捣毁。这种"仪式性破坏"与后世文献所载"犁庭扫穴"的惩罚性毁墓存在本质差异，当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实践。

细察毁墓行为的时空特征，可发现其与陶寺文化中晚期社会结构剧变密切相关。考古地层学显示，毁墓事件集中发生于陶寺文化晚期前段，恰与该聚落由"宫城-王族墓地-祭祀区"向"多中心分散布局"转变的节点吻合。被毁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分析表明，这些墓主生前应是掌握神权与军权的统治阶层，其玉琮、玉钺等礼器多遭"折断"而非掠取，暗示着对原有权力符号的系统性否定。这种针对性的毁墓行为，实为新兴集团对旧有权力体系的符号化解构。

从礼制演变维度考察，陶寺毁墓现象折射出早期国家形成阶段的权威建构模式。比较人类学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否定性仪式"，如良渚文化晚期玉器埋藏坑、石家河文化瓮棺葬中的玉器毁弃等。陶寺的特殊性在于，其将这种仪式行为直接施加于前代统治者的墓葬空间，形成"死亡权力的再死亡"现象。这种极端化的礼制实践，既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也预示着新权力体系需要通过对旧秩序的彻底否定来确立合法性。

结合陶寺遗址的宏观聚落变迁，毁墓现象当理解为早期国家"权力重构"的物质表征。陶寺中期出现的夯土台基、观象台等大型工程，标志着集权化程度的提升；而晚期前段的毁墓事件后，聚落布局却呈现出去中心化趋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权力结构从"神权垄断"向"多元协商"过渡的物化体现。被毁墓葬中常见"毁而不夺"的玉礼器，暗示新兴集团并非单纯掠夺资源，而是通过仪式性破坏完成权力符号的转换。

陶寺毁墓现象的本质，是早期国家形成阶段不同权力集团间的"礼制战争"。这种针对死亡空间的仪式化暴力，既不同于史前常见的部族仇杀，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政治报复式的毁墓。它标志着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社会权力更迭开始采用系统性的符号操演方式，为理解夏商周三代"革命"观念提供了物质渊源。从长时段文明演进视角看，陶寺毁墓现象实为华夏礼制传统中"革故鼎新"政治哲学的早期实践，其影响绵延至青铜时代的王朝更替仪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