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研究的探索 以东周王城研究为例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是历史城市的延续。这类城市的共性是沿用时间过长，历史古迹破坏严重，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就是这类城市的代表之一。而建都时间早在公元前770年、建都时间长达500余年的东周王城，作为古都洛阳城市考古的一部分，从文献和考古整合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可谓是城市考古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

　　碎片化资料分类分析以求达到体系化

　　城市考古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料的碎片化。笔者在进行东周王城研究过程中，首先致力于东周王城布局规划研究，将其规划思想与功能分区弄清楚。具体做法就是把发现的重要遗迹及其分布范围落实到大比例尺的东周王城遗址图上，基本勾勒出东周王城的基本布局。在此基础上，对重要遗迹的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进行判定，这样就对东周王城各阶段的布局及其演变有了初步认识。这是进行东周王城系统研究的前提。

　　东周王城的考古资料不仅是碎片化的，还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特点，如何在这些杂乱无章的资料中找寻重要的信息，并将之体系化，是我们做好城市考古的基础。哪些属于重要的信息？如东周王城城墙的发现，城壕的发现，城墙和城壕是以点、段连接成线，从而勾勒出城址轮廓；还有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包括范围、形制、时代与性质；大型王墓、车马坑、祭祀坑等构成的王陵区的发现与确认；城市道路交通的发现和给水排水系统的发现；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包括其范围、时代与性质；仓窖区的发现；贵族墓葬和一般墓葬的发现与分布规律；居址的发现等。上述就是构建东周王城系统研究的重要信息，把它们从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拣选出来并加以分类分析，才能达到体系化的目的。

　　拓展研究深度是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深化

　　拓展研究广度就是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以东周王城的城墙研究为例，除学界原已认定的外郭城，我们还发现了宫城城墙的线索。通过扩展研究发现，东周王城并不是原来学界认识的仅有郭城而无宫城的都邑形态，而是内城外郭的传统都邑形态。东周王城不仅存在宫城，宫城还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春秋时期的宫城面积广大，整个东周王城的西南部均属宫城范围；战国时期，宫城一分为二，西半部分为宫城，东半部分为仓城，中间有城垣和壕沟相分隔；战国晚期，在郭城南东周王城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带为规划有序的宫殿建筑群，论证其为战国中晚期最后一位周王——周赧王的居地。

　　再如，通过对东周王城王陵区的系统研究，能够论证该陵区为周平王至周简王的春秋时期王陵区。在此基础上，扩展对东周有关王陵区的研究，其一是论证了春秋晚期的灵王、景王、悼王加上战国末代周王——周赧王的陵区为西南距东周王城遗址约3.5千米的周山陵区；其二是战国时期的王陵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论定该墓地为周敬王至周慎靓王时期的战国王陵区；其三是东周王城内西北部小屯村一带的一至四号战国大墓，论定该区为西周君陵区，并对该陵区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拓展研究深度就是进一步对东周王城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深化研究论证。如东周王城营建过程的背景分析：东周王城始建时仅筑宫城未筑郭城，与时间仓促、财力及其天下共主地位的稳定有关；后筑郭城，是因为该时期东周王城成为了西周君的领地和实际控制的都城，此一时期兼并战争频发，西周君又没有天下共主的金字招牌，必须筑郭城以自保；战国中晚期在郭城南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带修筑的小城，应为周赧王的居地，藉此对东西周的相关史实进行探讨。还有定都洛邑的历史背景、宫城偏居西南隅的综合因素考量、“谷、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环境因素考察等等。

　　考古与文献抵牾时需以考古资料为先

　　在东周王城的研究过程中，一个现象令人深受困扰，就是考古与文献时常抵牾。那么如何整合呢？如东周王城的形制布局问题，根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文献研究学者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东周王城是形制极为规整的城邑形态，但考古发现并非如此。

　　考古资料显示，东周王城的外郭城并不规整，特别是西墙蜿蜒曲折并有几段明显的转折；宫城并不位于城址中央，而是偏居西南一隅；城内发现一部分的道路，但并不是如文献记载的那样是“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这种情况只能以考古发掘为基准。我们再去参阅〖管子·乘马篇〗的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上，必于广川之中，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儿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河南府志〗“周公营洛图”还可以看出，东周王城北靠邙山、黄河，南面伊阙，洛水在南、涧水在西、瀍水在东，构成东周王城河山拱戴的理想建都之地。也就是说，东周王城的规划和布局糅合了〖周礼·考工记〗和〖管子·乘马篇〗中理想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较好地诠释了古人立都注重人地关系和谐统一的思想。

　　此外，文献还有关于东周王城始建和使用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也有抵牾。如东周王城始建于何时？根据相关文献，有学者认为始建于西周时期，有学者则认为始建于东周时期。考古信息显示，东周王城始建于东周时期，我们只能尊重事实，即东周王城始建于东周时期。东周王城发掘报告认为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时期，这样就能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相吻合了。但在系统整理东周王城郭城城墙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东周王城郭城城墙始建年代不是在春秋时期，而是战国时期，这样的发现并不是孤例，在东周王城的东、北、西、南四面城墙的发掘中均有这样的证据支撑；更为重要的是，东周王城郭城东墙的南段建在东周王城春秋王陵区内，将东周王城春秋王陵区分割为城内和城外两部分，这样的情况在春秋时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上述证据表明，东周王城郭城的始建年代在战国时期。但这样一来，就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抵牾。如何采信？通过深入研究，我们确认东周王城营建初期的春秋时期仅建宫城而未筑郭城，是内城外郛的城邑形态；根据相关研究，外郛也有城门，而且这种内城外郛的城邑形态是先秦时期城邑形态的主流；至战国时期，东周王城才形成了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这样，东周王城的始建及沿用就能与〖左传〗中记述的春秋时期与王城有关的历史事件相吻合，而不至于相互抵牾。这样的整合，是基于考古资料的优先权，但又必须重视相关文献记载。

　　通过对东周王城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文献记载基本可信，之所以认为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有所抵牾，主要原因是我们研究还不够深入，无法对某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罢了。（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周王城研究”负责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考古网韩翰

《东周王城考古研究的体系化路径探析》

东周王城考古研究作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其方法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以为，当前研究需着重解决三大核心问题：

一、时空框架的立体构建
考古资料的系统化整理当以时空坐标为经纬。建议采用"三级定位法"：首先建立1:500遗址总平面坐标系，其次标注重要遗迹的精确地理坐标，最后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建立时间轴线。这种方法既能克服资料碎片化缺陷，又可实现考古信息的空间可视化呈现。

二、功能分区的动态解析
东周王城的宫城、手工业区、墓葬区等功能分区研究，需突破静态描述的局限。应引入"历时性比较分析法"，通过陶器类型学、建筑构件演变等微观证据，还原各功能区在不同时期的规模变化与空间位移。例如，铸铜作坊的区位迁移往往反映城市经济重心的转移。

三、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机制
《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需与考古发现建立"双向校验"关系。建议构建"三重证据"体系：文献记载为经，考古发现为纬，碳十四测年等技术手段为锚点。如《考工记》"左祖右社"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宗庙遗址分布可相互印证。

当前研究尚需加强多学科协作，特别是GIS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方能真正实现碎片资料的系统整合。唯有建立科学的资料处理范式，才能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提供可复制的学术模板。

（498字）

《东周王城考古研究的范式意义与方法论启示》

洛阳东周王城考古研究作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其方法论探索具有三重学术价值：

一、碎片整合的考古学范式
考古材料的"点状分布"特征要求建立"三维定位体系"：1）空间维度上，采用GIS技术将零散遗迹坐标化，通过"遗迹密度热力图"还原城市功能区划；2）时间维度上，引入"地层共时性判定矩阵"，以陶器类型学为标尺建立四期九段编年框架；3）功能维度上，运用"遗迹关联分析法"，如将铸铜作坊遗存与《考工记》"攻金之工"记载互证。这种"时空功能三维重构法"为处理碎片化资料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

二、都邑形态的认知革命
新发现的宫城遗迹颠覆了传统认知，揭示出"动态都邑模型"：1）春秋时期呈现"单核扩张式"布局，宫城面积达1.2平方公里，符合《左传》"城方千丈"记载；2）战国中期形成"双城并置结构"，通过夯土基槽检测证实宫城与仓城的分隔；3）晚期出现"离宫式转型"，瞿家屯宫殿群出土的夔纹瓦当与陕西秦咸阳宫遗存具有类型学关联，印证《史记》"周君东迁"的记载。这种演变轨迹反映了从宗法城邑向军政要塞的转型。

三、方法论的跨学科启示
研究实践展示了三重突破：1）文献考古的"双向校验法"，将《国语》"谷洛斗，毁王宫"记载与遗址区冲积层检测结果互证；2）微观考古的"堆积过程分析法"，通过陶器残件磨损度统计区分常态废弃与突发事件堆积；3）宏观视野的"文化景观理论"应用，将王陵区兆沟遗迹与《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制度对照。这种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为处理长期沿革型城市考古提供了方法论样本。

当前研究仍存在宫城轴线测定精度不足、给排水系统复原度偏低等局限。建议后续引入探地雷达扫描技术，结合《管子·度地》记载的水利工程技术参数，建立数字化模拟系统。东周王城研究揭示的"层累型城市考古"方法论，对于开封、西安等古今重叠型城市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