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隐侯』沈约（下）

公元494年，这年在萧齐国史上有三个年号（隆昌元年、延兴元年、建武元年），这就意味着西昌侯萧鸾，先后弑掉两个萧赜的太孙（郁林王萧昭业和海陵王萧昭文），然后自立为帝，萧赜算是白托孤了。是年冬十月，齐明帝萧鸾即位，沈约这回没有犯傻，赶忙作贺齐明帝的〖登祚启〗，以讨当局欢心，很快从外放的东阳太守位上，回到京师，任国子祭酒。萧鸾即位后，集中精力铲除齐武帝萧赜残余势力，一口气杀掉他十一个儿子和若干孙子，可谓寸草不留，满朝血腥。萧齐宫廷杀戮结束不久，在位仅四年的萧鸾也死了，他实际上是为萧衍篡齐为梁，清除了障碍。

这一年，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502），沈约觉得他的春天到了。史称：『初，梁武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时帝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帝默然而不应。』沈约一看有门，遂不止一次劝立，以示他多么铁杆效忠。其实，萧衍称帝之心，早已有之，不过故作姿态的矫情而已。接下来，范云也不甘人后，跑去向萧衍进言，萧衍很得意，『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也就是说，你们俩明早一起来，我要跟你们探讨改元立国的决定，这两位文人的雀跃之情，竟比马上要登基的萧衍更甚。

沈约对范云约定，你一定要等着我，咱们一同进宫。范云回答，那是当然。谁知沈约邀功心切，起大早先朝拜去了。萧衍一见大喜，如此这般一吩咐，『令草其事』，筹备登基大典。这位明天的陛下，没想到『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看来，这位文学老前辈，开了整宿的夜车，早就替陛下未雨绸缪，一切都想周到了。萧衍真的被感动了，事后对人说过：『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马屁人人会拍，但拍得及时，拍得对路，拍得恰到火候，拍得本主儿通体舒泰，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门外，但云「咄咄」』，显然，被放了鸽子的范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马屁学，要较沈休文略逊一筹。『咄咄』之后，只有认输。盲翁陈寅恪曾云，『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不自由』中应该也包括这种谁会马屁，谁更马屁的高低上下的较量吧？。

萧衍立国为帝，改齐为梁，沈约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皆大欢喜。现在看来，作为帝王，萧衍固然不是东西，然而，作为文人，沈约也不是什么好货。千古以来，『昧于荣利』，是文人难逃的一劫。不过，自负得很的萧衍，给以高官厚禄，并不器重沈约，更不引为心腹；甚至，萧衍认为杀萧宝融陷他于不义，纯系沈约蛊惑所致。因为萧衍称帝后，对于前朝末帝如何处理，杀掉他，还是留条命，颇费周章。按刘宋、萧齐的做法，人身消灭，断子绝孙，这是最干净的。萧衍信佛，不那么嗜杀，想依曹丕篡汉，赐汉献帝为山阳公，给一块封地使其养老送终。他先征求范云意见，范云奸滑，不敢蓦然表态，说陛下容我想想，便两眼看天，装作思考状。在场的沈约，本来好大一个不爽快，竟先征求范云的意见，晾着本老爷子，好在范云识相，把回答的机会让给了他。他身子虽弱，嗓子很亮，那一言九鼎的恶习，腾地就上来了。这也是所有文学老人被人惯出来的臭毛病，麦克风就在嘴边，不说白不说。『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南史〗称：『梁武颔之。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帝（萧宝融）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饮一升，伯禽就摺杀焉。』

等到萧宝融醉中毙命，萧衍悟过来了，本想当曹丕的他，在历史上仍属刘裕，萧道成屠夫一流，这才后悔不该听沈约的。所以，别看他授以沈约尚书令的高位，并不让他握有实权，参与机要。可自我感觉特棒的沈约，浑不当回事，在其内心深处，甚至认为萧衍能登大位，实际乃他促成，要官要权要地位要面子，呶呶不休。〖梁书〗曰『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射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馀年，未常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萧梁立国的天监元年（502），沈约60出头年岁，照当下规矩，他至少要退出一线，如果他识趣知足，及时致仕，也就免了以后的无妄之灾。可他，名望，名位，加之还有名利，都热辣辣地诱惑着他，成其政治野心的助燃剂，活跃于官场，应酬于同僚，露面于文坛，唱和于帝王，忙得一塌糊涂，也风光得一塌糊涂。甚至他老娘去世，也是万般无奈地离开建康，回家乡苫块衰絰，这是那时的官场规矩，他不得不从。再说，他的家乡浙江湖州德清，风光宜人，最适合怡养天年了。此时的他，也是将近古稀之年的老先生了。萧衍亲临吊唁，给了他很大哀荣，其实那意思他也明白，归隐山林吧，写你的诗去吧，可他，两年丁忧期满，来不及地回到首都报到，继续折腾。这样，终于因张稷事，与萧衍的口角之争，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此时，梁天监十二年（513），史载：『初，高祖有憾张稷，张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萧宝融）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

人贵在知止，沈约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做不到止，就这样活生生地给吓死了。

文人至此，不亦悲夫。

《论沈休文仕宦之道与南朝文士的政治困境》

沈约在齐梁易代之际的政治表现，实为南朝士大夫生存状态的典型缩影。细考《梁书》《南史》所载，沈氏于建武年间作《登祚启》以媚萧鸾，中兴二年又抢先草拟禅位诏书，此二事恰构成理解南朝文士政治行为的锁钥。笔者以为，这种现象需要置于"门阀政治衰微期"与"寒门文士崛起期"的双重历史语境中审视。

从制度史角度观之，沈约所处的5世纪末期，正是九品中正制崩坏而科举制未立的过渡阶段。据《通典·选举典》载，当时"州郡察举"已废，"中正品第"失实，文士进身之阶唯赖军府辟召。沈约以吴兴沈氏次等士族出身，既无王谢门荫，又乏将帅之才，其辗转依附萧鸾、萧衍，实为制度挤压下的必然选择。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论此云："南朝寒士欲致通显，非借军功即凭文采。"沈约二者兼具，故能历仕三朝而不坠。

就文化心态而言，沈约的作为折射出"文笔吏"群体的集体焦虑。检《隋书·经籍志》，可知当时文集编纂之盛，文人竞以章表书记炫才。沈约《宋书》自序特别强调"文章之用"，这种对文字功能的极端崇拜，导致其将政治投机等同于文学侍从。陈寅恪先生所谓"文人最不自由"，正指此种将文学才能异化为政治工具的精神困局。值得注意的是，沈约晚年作《忏悔文》，其中"名利缠缚"之叹，恰与其早年行为形成深刻反讽。

具体到天监年间沈约与萧衍的微妙关系，实为专制君主与文士博弈的经典案例。《梁书·沈约传》载武帝"每与谈文，不觉膝之前席"，然"机密大事不与谋议"。这种"尊而不亲"的态度，印证了皇权对文士的本质需求——只需其润色鸿业，不容其干预枢机。沈约最终因触犯"道士奏赤章事"失宠，恰说明文学侍从之臣的荣辱皆系于帝王一念。

回观李国文先生文中所述范云"咄咄"典故，更可见南朝文士政治参与的悲剧性。据《南齐书·百官志》，当时骠骑司马与散骑侍郎（范云所任）皆属"清要之职"，二者竞争实为皇权刻意制造的制衡。沈约抢先献诏的戏剧性场面，本质上暴露了集权体制下文人的工具化命运。

要之，沈约现象绝非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折射出中古政治文化转型期的多重矛盾。其"随波逐浪"的仕宦之道，既有个体选择的主动性，更多是历史结构的强制性使然。今人若以现代价值观苛责古人，恐失"了解之同情"。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此乃历史研究之要义所在。

《论沈休文仕宦之道与南朝文士的政治困境》

沈约在齐梁易代之际的政治表现，实为南朝士大夫群体生存状态的典型缩影。观其历仕宋、齐、梁三朝，每于鼎革之际皆能顺势而为，这种"与时推迁"的处世智慧，恰是门阀政治下文人不得不修习的生存技艺。陈寅恪先生所谓"文人不自由"，在此展现得尤为深刻。

萧齐隆昌至建武年间的血腥更迭中，沈约作《登祚启》以媚新主，表面看是文人无行，实则折射出当时士族的集体困境。据《南史》载，萧鸾屠戮高武子孙时，"朝士莫不震慑"，在这种恐怖政治氛围下，文人的政治选择空间极为有限。沈约返京任国子祭酒，与其说是投机，不如说是门阀士族在皇权碾压下的自保之策。六朝士大夫的"仕隐两难"，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劝进萧衍一事，更需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审视。当时"竟陵八友"文人集团本有政治同盟性质，沈约、范云与萧衍的早期交往，实已埋下日后政治合作的伏笔。《梁书·沈约传》记载其"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这种历史意识使其对王朝更替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其夜草诏书的举动，非单纯谄媚，而是深谙"禅代"仪轨的体现——魏晋以来每次易代皆有固定剧本，文人不过是按既定程式行事。

值得玩味的是萧衍对沈约的矛盾态度。《资治通鉴》载梁武帝"虽以吏事相委，而意甚轻之"，这种微妙关系揭示出南朝皇权与士族的复杂博弈。沈约晚年所撰《郊居赋》有"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的自嘲，或许正是对这种依附性生存的清醒认知。当时王谢高门已然式微，寒门武将掌权的新格局下，文人必须重新寻找政治定位。

沈约个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将文学才能转化为政治资本的手段尤为娴熟。其创四声八病之说，撰《宋书》百卷，在文化领域确有不朽建树。这种"文术"与"权术"的双重修炼，正是南朝士大夫的典型生存策略。后世诟病其"昧于荣利"，却往往忽视在门阀政治衰微之际，文人除依附强权外几无他路可走的现实困境。

纵观南朝士林，从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到江总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人的政治选择始终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沈约的遭际提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当避免简单道德批判，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结构和制度环境中理解。在皇权政治的铁幕下，所谓"文人无行"的指责，或许正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某种简化。